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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总有些时候，人感觉一切都在远离、沉没，甚至于不存在。
总有些场所，人感觉憋闷乃至窒息，失重或失衡。
最虚弱的时刻，屏息归元是最好的自救方式。
当沉默泛成汪洋，坚韧就是最后的浮木。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称得上坚韧，只知道，每当濒临绝境，你的祝福就是我的莲花宝座。
56
南木，天放于斯的实心怪木。
对你的感觉，清晰得纤毫毕现，描述起来却相当困难。
你真名杨凯毅，常用笔名天放、南木、南无木。我在现实中称你为杨老师，网络上却常常直呼南木。
你我是同类，这一点不言而喻。你在评论我的小说集时曾说：“也许在某些本质方面，我与作者不无相似。”往细里说，是亦师亦友。你年纪比我小得多，学识却远比我渊博。许多时候，我尊你为师。
最初的认同，是在“怪人”这个层面上。1993年的某天，我偶然听到了你的“怪人怪事”——身为惠州学院中文系教师的你，喜欢翻围墙、踩草地，会穿短裤着拖鞋去讲课，常混在学生宿舍通宵打“拖拉机”、次晨躲在学生床上睡觉被查房的老师当成逃避早操的学生“抓”，往往是别人睡觉你看书、别人起床你上床，常常睡着觉讲课，还讲得满堂喝彩，不遵循规则，完全凭个人好恶打分……说者一时说得痛快，没料到听者原本就是一个怪人。
交往起来，我验证了传言的不可信。我看到的你，非但不古怪，还非同一般的温文尔雅。你长相清秀但不文弱，举止规矩但不呆板，谈吐文雅但不酸腐。不难看出，你资质优良，且是家族钟爱的顶梁柱，教养甚佳。交谈中，你才思敏捷，而且往往会就某些问题说出一些平常难得听见的真知灼见。有时见解相左，你绝不迁就附和，却也不会激烈地争辩，就那么不温不火地陈述，往往就能以理服人，服不了人时就各持己见，大家再谈别的，从不会因此心存芥蒂。
你选择诗歌作为与我交谈的楔入点，也许是因为你本人更关注诗歌，而诗歌于我，只是次而又次的“副业”。1992—1993那两年间，虽然有些小诗散发于省市报刊，我自己并不怎么当回事，也就是信笔抒写一下心绪而已。听说你要组织班上的学生讨论我的诗歌时，我暗自好笑，心想：“那些粗浅小诗有什么好讨论的？”但你还真组织了讨论，我看到整理出来的发言摘要，开始觉得你是一个可以深交的朋友。你让学生讨论的是《潜流》。单是这一选择，就让我对你拭目以待。《潜流》发于1993年6月8日的《惠州晚报》，静悄悄的毫不起眼，就是身边文友们也没多大注意，其实却是我自己较为看重的一首（出诗集《无缘的爱》时放在最后）。我要借这小诗表达的，是潜藏于心的那所谓怪人的东西。我想说，我一直隐忍，但总有一天会爆发，而且，我期待的爆发不是孤立的……你和学生们的讨论，让我欣慰——你们的解读是准确的，而且比我的诗歌本身深刻得多。这份讨论摘要《〈潜流〉引起讨论》，后来也为《惠州晚报》所登载，可见晚报编辑也很认同你们的见解。
让我们真正成为深交的，应该是关于某年夏天那场风暴的一次谈话。忘了是怎么谈及的，你说到那场非自然风暴对你的影响，用了“家破人亡”一词，令我震惊而动问。那时，你才二十多岁，华师大毕业到惠州学院教了几年书，比学生们大不了几岁……我似乎并没有就此作什么表态，但有些事情根本无需多说，一种信任，油然而生。
自1993年结识至今，你成了我在惠州生活期间交往最密切、最为信赖的一个朋友。我们的交往，不仅仅停留在文学的层面上，也不仅仅是个人的交往。
我们的交往，是连带着彼此的家人、朋友、学生在内的，常常是一大帮人一起聚餐。地点多数是在你家，因为你厨艺精良，擅长做海鲜大餐，而我是属猫的。看看那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一帮人，围着一个茶几大啖海鲜，每个人面前鱼骨虾皮蟹壳堆成小山，谁会想到这群人里的主角竟是人们口中孤僻成性、不食人间烟火的怪人呢。
我从小到大（老）最怵的一件事就是做客。在惠州二十多年，去吃过饭的人家拢共不超过十家，而在你家吃过多少餐，已经数不清了。记得有一次我带游子去买菜，坐公共汽车回家时突然感到烦闷，眼看公车正要经过你所在的惠州学院，就干脆下车，上你家蹭饭去，当时你们正准备开饭，立即拿碗筷添饭……像这样不近人情的“突然袭击”，对于我们来说却是见怪不怪。是的，我们可以如此不拘小节，亲如一家。1996年夏天，你组织班上的学生去肇庆游七星岩，我就让年仅七岁的游子跟着你去，那是游子人生第一次旅游呢。后来有文友说我：“你这妈妈真够放心的，游子这么小，你都能让别人带着去旅游！”嘿，如果别人都像你这么值得信赖，我有什么不放心呢？去年寒春，你一家子在老家过了春节回惠州，到家时发现钥匙落在老家了，进不了门，你打电话说来我家借宿，并让我煮点粥充饥。此时已是凌晨，天特别冷，我放下电话，立即起床，叫醒游子，腾出睡得正暖的床，让你一家和开车载你们来的朋友安歇，我和游子到书房打地铺……后来，有文友听说此事，深表不解道：“那么冷的天，半夜三更的，要是我就不会去打扰人家，而是找宾馆住下。”这寒夜里的打扰，带给我的却是满心暖意——在饥寒交迫、归家不得的时候，你们敢于来打扰我，这才是真把我当朋友呢。
爱尔兰女作家艾?丽?伏尼契的长篇小说《牛虻》，有一个人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亚瑟——“要是静静地坐在那儿，人家准会当他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很美的姑娘；可是一行动起来，他那柔软而敏捷的姿态，就要使人联想到一只驯服了的没有利爪的豹子了。”成为牛虻之后，他曾经如此自评小时候的照片：“这孩子长大之后一定是个倒霉的人，他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压根儿不要让自己长大……觉得痛苦就是痛苦，错误就是错误；这样的人是这个世界所不容的……”很多时候，我觉得你活脱脱就是一个现实版的亚瑟。
你不是文弱书生这一型的，端的是内外兼修、文武并举。说起来，你几乎没有明显弱点，既博古通今，又学贯中西。你本身是教古代文学和逻辑学的，在古典文学上的造诣是我望尘莫及的，思辨能力也是我深为钦佩的。而且，你坚信“生活高于文学”，绝不流于清谈。据说，你在青年时期，读书、教书之余，曾干过不少行当，做过帮工，摆过地摊，人生的甜酸苦辣，深深浅浅尝了个遍。
二十年来，我看着你由青年到中年。我看过你张驰有度、气韵丰盈地演练太极拳，看过你在球场上左冲右突、腾跃劈杀，看过你在电脑前全神贯注、忘情游戏，看过你攀树摘果，看过你盘腿打坐……即使是在猛烈运动状态中，我看到的还是那“一只驯服了的没有利爪的豹子”，而在那凝神屏息的静止姿态中，却隐然可见喷薄欲出的气蕴和力量……
无论心智还是身体，你都算是强大的个体了，但在我眼里，你却还是一个无法自我保护的孩子。你太容易受刺激、受伤害了。你曾有文《我从不看重哪一个日子》，实际上，节日、纪念日，或者是你个人有特殊记忆的特定日子，都年复一年不间断给予你不良刺激，形成周而复始的煎熬，而你的年华和才智，就这么眼睁睁地消蚀于无奈中。
为了确认你的授课专业，我上网搜索，看到惠州学院“评师榜”，你的名下有这么一条：“这位老师很有学问，但他的职称确实令人无语。”一时心生许多感慨。1994年你就是讲师，现在依然是讲师。这个职称令学生无语，你可有语？谁说得清这是为什么！除了不被允许，还有没有别的原因？你不去争，不愿争，不屑争，甚至懒得谈及。不光是职称，写作也如此，上周日阿樱说起老是忘了给你寄样报，你就说：“忘就忘了吧，不用寄了。我很久都不去留意哪些作品发没发的了。”职称升不升没关系，工资增不增不要紧，作品发不发无所谓，活得自在就行了。只是，总还是会有些东西偶尔触碰到内心的伤痛，猝然电击一般。你说，有次系里组织教师赴港一游，过关卡时，别人都是例行公事扫一眼就放行，你却被拦住盘查了老半天。为什么呢？敢情原本眉清目秀的你，偏偏那段日子懒得剃须，一脸胡子拉碴的怎么看怎么不像去旅游或考察的……
你在散文《蓝幽幽月亮圆满的晚上》曾作如此描述：“水沿大地流来，蒙蒙水雾中闪着光芒，像一大片蓝色的火焰。我怵然，四顾，蓝色的火海中，万物比在阳光下更现身相更见呼吸。……我恐惧，抬头，那个蓝幽幽圆满着的月亮啊，它的光立刻穿透了我，吞噬了我。如此冰凉的燃烧！我感着它蓝色火舌的遍噬：昏眩，窒息，中寒，冰结，我相信自己看到自己就要变成一缕青烟，沉沉地浸入江心。我震慑，疯狂，拼命拍打大地，我听到了母亲浑厚的声音；拼命拍打自己，我想听到人子独嘶的声音。那时，声音于我是生命惟一的证明。可我除了看到蓝色火焰外，全是寂静！水无声，火无声，风无声，土无声，草木无声而人亦无声，惟有蓝幽幽的一色溢满了一切。我绝望地张大了呼救的嘴巴，废然仆地，埋头入土。我无法面对如此强烈光芒照耀下的世界与自己。我又一次闭紧了眼睛。”面对蓝幽幽圆满的月亮，你感到恐惧、震憾、疯狂、绝望。你不但无法面对那月亮，也无法面对自己……你在万物透明的时刻深入心灵禁地，直面生命本真的极光，于是你不得不被击穿，甚至险些被焚化。唉，以你的智慧，怎么就不知道人在某时某地必须有所掩蔽呢！
其实，你早就意识到这一种危险的存在。你在《死亡经历——读张承志》中如是说：
“读一本好书，有时会成为一件不幸的事。
人们常说好友如好书，固然不错。但是当好友是个诤友时，有些事情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正如心灵的病痛总会在某刻被揭露为撕心裂肺的恸哭和沉默：疲惫而没泪。
诤友逼你直面这世界与世上发生的一切，诤友逼你直面你自己，你心中的感想与身外的言行。你力所不及的或不愿视听的一切真实铺天盖地、扑头劈脸而来了：鲜血、眼泪、苦难、毁灭、地狱、杀戮、绝望、诅咒、苦行、沦丧、堕落、忏悔、拯救、信仰、逍遥、速醉、掠夺、淫秽、圣洁、沐浴、纯朴……你一下子被抛入空中，没有阵脚。你只有听任这巨大的语言之风把你席卷而去，你无法落下，甚至无法预想你沉重而斩绝的一落在于何地：是地狱之门还是天堂之路抑或依然世上？何时：是今夜明晨还是永远的空中放逐？何种方式：是巍然屹立还是颓然仆地抑或手伤脚残踉踉跄跄？何种结果：是砰然砸地一座山还是轻于鸿毛一缕烟抑或无棱无角一卵石？你痛苦地、痛快地闭上眼睛，更清晰地感受你的被惨重击中的爆裂，感受你的被热烈焚烧的辉煌。从未有过的苦楚与快意淹没了你，你获得了一种类于创生与毁灭的感受，诅咒和赞美这突而其来的命这不可更改的命。巨大的语言和思想像阵阵风暴雷鸣，你精疲力竭地倒下但没有结束你的倾听，在被充实的过程中你可怕地空了，在不断的引证中血流满地、泪流满面。醒来后，你愣怔怔地一言不发，你发现自己无力说出一句完整的有意义的话，此刻你痛感大欢喜与大悲哀。”
然而，对这种死亡经历，非但你不避反趋，周围的这一小群人也如飞蛾扑火般义无反顾。当年，你写出《死亡经历——读张承志》的同时，送我一套张承志作品集。我一读之下，即叫你多买几套，分别送给冬荒、白风等文友，三九文学沙龙人手一套张承志。哦，那《荒芜英雄路》，那《清洁的精神》，带来的是一种怎样的震荡！
读同一本书，面对同一事件，各人的感觉、感受、感悟都不同，反应也不同。不说其他文友，就是我，与你也不尽相同。对人世间的美丑善恶以及种种复杂变化，我有着与生俱来的敏感，几乎无需辨识，我的判断甚至不必依靠眼睛和耳朵。与你不同的是，自小养成的拙笨和孤僻让我因祸得福，早早就把自己炼成了石头人，沉默和冷漠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不错的铠甲。当然，减缓伤害的同时，我在感悟和表达方面自然也有所阻滞。但相对而言，当对立双方力量太过悬殊时，适当的自我保护还是必要的。毕竟，无论是牛虻还是没有利爪的豹子，生存是第一位的……哦，这是一个“丛林社会”，到处都是荆棘和陷阱，獠牙和白骨，还有毒雾和瘴气，而所有的人都打扮得光鲜体面，所有的幌子都金灿灿叮当作响……在亲情温爱中长大的你，在犬牙交错的人丛中，常常莫名其妙地“被宰割得沟壑纵横、鲜血淋漓”。
你是有抱负的。别的不敢说，至少在文学创作上，我以眼见的事实为凭。你写作，并不以出书或发表作品为指标，你说过要当超一流的作家（原话是不当一流二流作家，要当就当超一流）。首先你是因自己喜欢而写诗，进而呼朋引友切磋技艺，1990年在复旦大学进修时，就曾与诗友结社编印《南区诗报》，那里面不乏摧肝裂腑之作，如《七天断裂》、《生火的木和克火的水》……你并没有刻意为诗作寻找出路，任其自生自灭。1993—1995年，我陆陆续续在《惠州文学》编发你的诗歌，同时，也编发你的评论、散文，乃至小说。可以说，你是那两年在《惠州文学》发表作品最密集的一个作者，只是因为各种体裁使用不同笔名（诗歌天放，散文南木，小说南无木，评论杨凯毅），而不太引人注意。时隔十余年后，《惠州文学交流》在[响鼓重锤]栏目中推介你的散文，你的[作者小语]以这么一段稍显郁闷的话作结：“‘我们生活在一个散文化的时代。’并非虚言。我所喜欢的是诗歌，而诗歌不被认可。”大概，你这里所指不认可的人就是我。这其实有些冤枉，我何曾不认可你的诗歌？我编《惠州文学》时，重点扶持的青年作者，小说有子明和白风，诗歌有阿樱，散文诗有冬荒，而你，借你学生土牛的话说是多体兼善的，往往同一期中既有诗歌又有散文或是评论或其它。那几年，我发你的诗歌，比发阿樱的还多得多呢。阿樱诗歌、冬荒散文诗之所以脱颖而出、备受瞩目，是因为有你的精彩评论使之璀璨啊。我本来是打算接着就推介你的，但天不从人愿，《惠州文学》在文学味浓郁之时，生生被人从创作室移除，在中国文坛消失。我的“造星工程”只好不了了之。到了2006年，我再度出山，执编《惠州文学交流》（可恶的“交流”二字，生生把一个纯文学期刊弄出一副资料册子嘴脸），真要推介你时，竟然找不到人来为你写评论！谁叫你把评论写得如此精湛，又把作品写得如此深邃呢？没有人敢领这班门弄斧的苦差，我这个所谓的“全能战士”只好挺身而出了，笔分两端，既写人物印象记，又写评论。但是，我这人崇尚浅显易懂，一向不喜往深里说，用我粗浅的笔墨来评论你高深的作品，本来就勉为其难，诗歌偏又是我的弱项，就只好避生就熟，挑自己相对熟悉的散文来评了。嘿，尽管我力图“以南木的方式评南木”，耗尽功力写出《幽蓝：冰火碰撞的华章——读南木散文》，也被阿樱等人赞为本人写得最好的评论，但相比于你的评论，还是难掩粗糙和浅白。
哦，说到评论，不由要多絮叨絮叨。我至今都认为，你的文学评论，丝毫不逊于国内文坛炙手可热的那些评论家，所缺的只是一个合适的平台而已。你写评论，不像别人那样居高临下，天女散花般乱抛高帽，或是拉大旗作虎皮吓唬人，而总是最大限度地融入作者的精神世界，感同身受地揣摩作者的情感历程，深入细致地挖掘作品的意蕴，竭尽所能地提升作品的品位。你写评论，首先是挑选评论对象方面非常苛刻，感觉不对路的或不太了解（文品人品两方面），你都不会答应下来，而一旦答应了写，你就不仅仅会认真阅读所要评论的作品，还要阅读该作者的所有作品，以及相关评论或资料，还要查阅与该作者及作品相近或相左的作家作品……你不计较所评作者的名气大小，刊发作品的期刊级别高低，即使是内部刊物，甚至是文学沙龙内部，你都全力以赴，不计血本，杀鸡偏要用牛刀，而且非得将这牛刀一磨再磨。你在自己的评论集《自相矛盾》的后记中，如此解释：“之所以做着这种被人认为没有意义或者意义不大的事情，是因为在我看来，一是许多默默无闻的作者，并不比许多已经出名的作家差；二是本地作者需要鼓励和扶持，也需要保护和记住；三是生活中的情谊很可宝贵，文字交往是其中一部分；四是我相信知人论世说，谈论眼前看得见的人，总比对一无所知者加以瞎说，要让自己心安些。也许还有其它的原因，总之，有些事情总得有人做。”你的评论，不但能恰如其分地解读作者作品，帮助读者更好的欣赏，还能让作者从中汲取养分，扬长避短，在创作上少走弯路。这样的文学评论，无疑是最难能可贵的、可遇不可求的。它需要的不仅仅是学养，更重要的是认真，是诚挚，只有像你这样将评论与情义、责任、信用结合起来，当成功课来完成、当作一件严肃的事情来做的人，才会这样煮海为盐似的付出。
你对惠州本地作家作品的评论，是从评冬荒散文诗开始的。那是1993年，你我结识不久。记不清了，我究竟是因为知道你擅写评论，才起意在《惠州文学》开设[今夜星辰]这个栏目，还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评论者，而跟你提及[今夜星辰]的，或者两者相因相承吧。我只记得，你当时是自告奋勇提出由你来写一篇的。写出来一看，我喜出望外，真是太好了，那评析入情入理，那文字珠圆玉润。那一期我也为冬荒写了一篇。凭心而论，我写的是读后感，你写的才是货真价实的评论。虽然是相形见绌，我却满心欣喜，为的是本地有了评论人才，而且是如此难得的品高质优！此后，即使你越评越慢，慢得我抓狂，我还是一有需要评论的就第一时间找你。
哦，那几年，按你自己的说法是“有了一段欢欣鼓舞的言说”。你那些热辣辣的作品，给惠州文坛带来了不一样的气象。
时至今日，你还因我对你的诗歌始终不予置评而郁闷，那么，现在我就补上一个说法吧——原谅我还是无法评论——就你的创作而言，诗歌当然是排在首位的，其次为散文，小说和散文诗写得太少，忽略不计了。你的诗歌，以内涵见长，而不以形式取胜。是的，我读你的诗，欣赏的是思想的深刻和锐利，仿佛一腔热血被焐在胸口冒着青烟，犹如一声狼嚎被摁在喉头颤动抽搐。读这样的诗歌，我身上的血也会升温变稠。我对你诗歌的推崇，看看我责编的诗歌版面，就一目了然。无论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惠州文学》，还是二十一世纪初的《惠州文学交流》，占诗歌栏目版面最多的，不是阿樱、黑色旋风等诗人，而是被我责成专攻评论的你！之所以在版面的慷慨与赞美的吝啬之间出现如此反差，一是因为你写诗根本不需要鼓励；二是我本人于诗歌见识有限，自觉藏拙；三是出于某种担忧，不愿你陷溺太深受其所害（正如你所言，你是用诗歌来思考的，而你在进行这种思考时，难免脱离冷静）。这最后一点，其实是最重要的原因。不是我胆小怕事，而是我骨子里比你多一块冻石。从根本上说，冲动是必要的，热血是可贵的，但无谓的牺牲是最可痛惜的，现世显然并不是献祭的好场所……
当然，你散文的美，更容易为人所见，也更容易述说些，且让我偷偷懒，将刊于《惠州文学交流》2006年9月总第５期的《幽蓝：冰火碰撞的华章——读南木散文》开头和结尾的文字剪辑过来——读南木散文，尤如穿行在燃烧的冰川。满眼幽蓝。那是火焰，是远天，是深海，而我总想到冰火。洁净的文字让我想到冰块，晶莹剔透；理性的思辨让我想到冰峰，奇兀冷峻；而奔突于字里行间的激情，却如厚冰也镇不住的火舌，直抵人心。读南木散文，你无法无动于衷，你不得不受其感染或刺激，你甚至会有痛觉——要么是那冰块硌了你，要么是那火焰灼了你，而我常常是感受到冰火双重的灼痛。我看到，一颗血淋淋的灵魂，在燃烧的冰川上舞蹈，那眩目的幽蓝华彩，惊心动魄而又冷凝沉郁。……南木散文的特色：深沉隽永，缜密柔韧，情理相激，凛冽铿锵。读着南木这些剖心剔骨的文字，我时常会想及那“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陈子昂，更常常想起南木经常提及的一词：自点天灯。作为南木俗世中的朋友，我不忍看他日夜经受如此冰火两重天的煎熬，而祈愿他能够坚冰合围、护住心灵不再破裂渗血；但以文学编辑的自私，我则残忍地希望南木在燃烧的冰川中长舞不止，期待着欣赏更为眩目的幽蓝。
我总说自己幸运，这并非虚言。在惠州的这二十年，有你这么一个朋友，就是我的幸运之一。
我们结识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在惠州短暂腾飞之后迅即回落之际，随着经济大潮的激荡，文化也出现泡沫效应。九十年代初，惠州有十几份报刊，到了中期，报纸就只剩下日报一棵独苗，刊物则是连根拔掉了。我个人的创作，也由阵地战转入坚壁清野。如今回顾这一段历史，我要说，你的介入，无论是对惠州文学整体还是对我的个人创作，都有不大为人所见却是历久弥新的助益。
你的作品和评论，给惠州文坛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带来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诗歌方面，不再总是温婉的爱情吟咏，而多了一些激越的呐喊和嘶吼。散文也稍敛简单叙事或浅白说理的风气，转趋情理相激、自然灵动。哦，更值得一说的是小说。南木你惊讶于后现代小说迟至此时才在惠州露头，但你未加考察并注意的是，此前的惠州文坛，甚至连意识流小说都不曾有过。与你的交谈，让我留意刊物的艺术流派多元化和包容性的问题。几经努力，我们联手撕开了传统帷幕，让后现代小说登堂入室。我组了三篇后现代小说——周崇贤的《擦肩而过》、天然的《诉说》、陈小虎的《写给一个叫草的女孩的小说》，集中登载于1994年第5期的《惠州文学》，并刊登了你的评论《试读三篇“怪”小说》。诚然，如你所说，后现代小说在全国已经熙熙攘攘热闹了好几年并且开始冷清下来。但在惠州，却还是如怪物一样显得稀奇古怪，如此隆重其事、成群结队地亮相，还是相当引人注目的，这是一个清晰的信号，昭示着惠州小说创作已经发力追赶潮流。此后，你还亲自操刀，写出后现代小说《叔爷婚事考》，刊发于《惠州文学》1995年第3期，同期还有黑石的《随雨纷飞的紫荆花》。这些多少有些怪异的小说，悄悄改变着现实主义在惠州一枝独放的格局。
那个时期的《惠州文学》，更令人刮目相看的，是由你主打的评论方阵。一年多时间，你为冬荒散文诗写了《简化?淡化?净化?幻化——冬荒〈风信子〉感人的言说方式》，为阿樱诗歌写了《浅谈阿樱诗中水与鸟的象征意义》，为陈小虎等三位作者的后现代小说写了《后现代的言说方式——试读〈惠州文学〉三篇“怪”小说》，为我的诗歌写了《是谁面临了一种困境：自相矛盾——谈李勤〈无缘的爱〉对人类处境的揭露》……这些精湛深邃的评论，因其深刻的思考，精辟的见地，缜密的论述，精练的文字，而让读者印象深刻，对所评作者作品都兴趣陡升，急欲读之而后快。你的评论不动声色地引导着惠州读者的审美趋向和阅读趣味，使之得到澄明和提升。此前的惠州，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评论，寥若晨星般的几篇作品赏析，尽管是编辑们费心组织或亲笔写就，实际上却也是读后感式的（我本人也如此），且限于观念的陈旧或学识的浅薄，大多流于喝彩捧场，而不能给作者和读者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而你，有精良的学养为底蕴，又有把文学当作一生的功课来做的认真，更有以本地作者为友荣辱与共的诚挚，所选的立足点既高，取的又是知人论世的道，写出来的评论既有穿透力，又有放射性，还能引发更深层次的思索。比如，都是评冬荒的《风信子》，我是谈谈自己的感受，赞赞冬荒的文笔和情思，再揣测一下藏于字里行间的心事，虽说浅显易懂，对作者读者双方却难有大裨益。你则从言说方式入手，将之概括为简化、淡化、净化、幻化，让大家从艺术层面上来解读冬荒散文诗的美。用个通俗的说法，我谈论的是邻家兄弟的趣闻轶事，你评述的是青年诗人的艺术特色，两相对照，高低立判。再如评阿樱的诗，不要说读者读了你的评论对阿樱的诗歌恍然大悟，就是阿樱本人，也被你的评论感动得不止一次流泪，从而将你引为知音。当然，最能体现你“化腐朽为神奇”功力的，是对我诗集《无缘的爱》的评论。对我的诗歌，有说浅白有说深刻，真个是见仁见智，南木你说一句“读李老师的诗歌，通常能感觉到一定程度的震撼。”（某次沙龙讨论时针对《家的感觉及其它》而说的话，后半句是“而这首诗，这种感觉较弱。”）我已经满心窃喜，哪想到你竟然提到了“对人类处境的揭露”这么一个高度上来评析——果真如此，我足可瞑目、死而无憾矣！要说你是任意拔高吧，你的评述是那么丝丝入扣、有理有据。作为作者，我在衷心感激之余，却也深感惭愧，同时，也生发一种朝那高处深处不倦攀越的豪气，因为，我从你的评论中看得到该走的路径……
咳，这种态势如果能够延续更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努力或许有看得见的硕果。可是，砍树容易栽树难，从来如此！《惠州文学》因文学性日盛而深得省内外同行赞赏之日，即是它濒临夭折之时。有个政坛文坛两头都混得开的能人，先是掌控了市文联和市作协，继而以行家身份向市文化局领导进言，说文化局拿钱办文学期刊是不务正业，应该放出去让其自谋生路，搞得好还可以收一笔管理费……文化局几届领导都认为创作室办文学期刊“名不正言不顺”，《荔风》能够赢利当然成为香荸荸，《惠州文学》初期靠赞助费也能维持，局里也就无可无不可，后来随着惠州经济大潮回落，理事们再不肯大方赞助了，局里就必须每期补贴一定经费，文化局本身是清水衙门，掏钱办刊物本来就肉痛得紧，但因刊物名声在外，要停掉它又怕担骂名，闻言乐得顺水推舟，把《惠州文学》推了出去。
任何事情，都不能离开一定的背景条件而孤立地看。作为社会人，个性再强也不能为所欲为。纵然我无限热爱文学期刊编辑这一职业，也不得不服从组织安排。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正是这人为导致的我编辑生涯的中止，才让我们不再是编辑与作者，而是纯粹的朋友，得以在完全平等、没有功利的环境氛围中相处，才有三九文学沙龙和朴璞文学沙龙的诞生，以及其后的惠州文学论坛、朴璞文学论坛……
为了让自己和周围的文友们不致因失去文学园地而荒废了文笔，我和你商议组织文学沙龙。不需多废口舌，你完全赞同。于是，三九文学沙龙于1996年3月9日成立，成员除你我之外，还有白风、冬荒、阿樱、飘然，共六人。
命名为三九文学沙龙，是你提出的。当时，几个人提出了好几个沙龙名称，都无法获得多数赞成通过，你说就叫三九吧，刚开始大家都不以为然，我也因前有“三九学社”，而不太满意，便问为什么要用三九命名。你解释说，三和九，在古文里都是大数字，隐含大气，恰巧这一天是三月九日，取名三九顺乎自然，而且，三九的谐音就是生久。如此一说，大家就不再争议了，一致认同了“三九”。因为，我们搞这个文学沙龙，就是为了“生久”，就是不愿自己的文学理想被泯灭于物欲凡尘啊。
三九文学沙龙从成立到终结，都没有明确过宗旨和目标，一切似乎不言而喻，至于规则，也只有一个粗略约定：每月集中聚会一次，每个成员必须交作品，沙龙聚会由成员轮流主持，主持人有权邀请特邀嘉宾参加当期聚会，负责记录讨论内容，讨论分书面意见和口头两种进行……
自1996年3月9日成立至1997年11月终止，沙龙共聚会14次，成员提交讨论的作品共计81件，平均每人每月作品0.7件。
此刻，我正翻看着那一摞“作业”。那些手书复印的稿子，每人一捆打包，十多年了，我保存得好好的。那里面，不乏闪光点，有些甚至是沉甸甸的璞玉。每一份稿件首面右上角以及最后一页背面的红色笔迹的“某某某阅”和评语，真的像是老师批改作业，那代表着我们全体的严肃认真，标示着我们对文学的诚挚。
三九文学沙龙存活的那一年多，除了每位成员都不同程度的坚持了写作、或多或少都有所获外，较有意义的是普遍使用了读书随感这个形式。记得是你起的头，第二次沙龙作业，你交的就是读书随感《读〈人景?鬼话〉和〈离异——一个中国男人的内心独白〉》。你的读书随感，一点也不随便，而是非常严肃地探讨一些相当严重的问题，我在你文稿上写有旁批：“文明社会有太多禁忌，这有时成为幸有时成为不幸。是的，有个‘度’，但‘度’在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时间，各有不同。”此后，几位成员陆续写了读书随感。因此，才有了后来轰动文坛、引发全国性批评与自我批评热潮的《读〈恐惧〉的恐惧》。此外，同题作文也是三九沙龙的一个有益尝试，我视为对得起作家称号的小说《黑白》初稿，就是三九文学沙龙第七次作业的同题作文。
《黑白》之后，本来还有一个同题作文《红颜》，结果却是所有成员都拿不出来。《红颜》的“流产”，是三九文学沙龙衰败的开始。
你是认真投入的，那几期的作业《认真生活一次》，《谁人都应该找到加油站》，《九六年度文学沙龙情况总结》，都表达着你的执着。《认真生活一次》，确实是一次认真的写作，质朴地谈及你生活和工作现状：环境早该换了。长期以来，这个环境让我无法真正介入正常的真实的生活……我的生活从那个时刻起就已经被扭曲了，在这种被扭曲的状态和自我意识中我又生活了那么多年，我艰苦地争取着一个正常人的正常生活，也体味过不少生活的真实和温馨……一次次刺痛让我一次次陷于不良的情感之中，人是不能这样长期生活下去的。也许可用某种哲学从认识上加以超脱，从心态上加以调整，但我觉得其中欺骗和退避的味道极浓，有时甚至可以嗅出其中散发出来的腐败和死亡的气息……当然，我是知道我已无法抛开一切，冲决一切，只为自己活，只认真关切自己的自由、尊严、个性、才华……等等。因此我时常对自己说：“我的生命应该从六十岁开始。”而现在，有机会“换个环境，认真生活一次”，想想，弥足珍惜。我评道：“面对这认真，我不敢妄语。”不过，我正视了你的认真，却没有真正重视你对当时所处环境不适的严重程度。此后，你真的起意要给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换个环境，要调动到汕尾去，似乎对这调动充满期待。我听说后却坚决反对。尽管知道你去汕尾，你妻子的娘家人会帮你理顺人际关系，也许可以有所发展，但是，作为侥幸从那片腥咸土地“胜利大逃亡”的我，本能地认定汕尾不适合你，正如不适合我一样。我断言：“你去汕尾，绝对没有好下场。”我还动员陈小虎一起说服你……今天再读这篇文章，忽然有一种强烈的不安涌上心头——如果你那时真去了汕尾，是不是可以“认真生活一次”呢？
三九文学沙龙之所以后来流于“陈设化”并且无疾而终，关键在我这个沙龙发起人身上。那时创作室全体转向戏剧创作，为了对得起那份工资，我不得不在编剧方面作各种尝试，什么小品、相声、歌舞剧、话剧。还请了一年创作假，在家潜心写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海客》，却是事倍功半、收效甚微。在“正业”（戏剧）未能出成绩的情况下，我觉得投入精力搞“副业”（文学）于心不安，下意识地压抑了文学创作的冲动。更深层的原因，是文学创作本身的受挫感，令我心灰意冷。由《读〈恐惧〉的恐惧》到《黑白》，一方面是因读书、讨论而日渐清晰的创作者责任和使命，另一方面却是创作实践的力不从心。来自外部的挫败，比如不能发表或非议，都不致气馁，但一旦确认自己的思想力和表达力都不达标且无法提升，便无以为继了。于1997年，开始了为期六年的封笔。自然而然的，沙龙也随之废然而止。
我们的交往，并没有因沙龙的终止和我的封笔而中断。在那几年，你也停止了创作和评论，封笔封得比我更久更干净。生活中，你倒是有不少建树，结婚，生女，买房……据说，你玩了近十年的（电脑）游戏。以至于到了2006年，你以南木之名活跃在惠州文学论坛时，你担任班主任的学生竟然和你灌了大半年水还认不出你来，因他所认识的老师是不搞文学而热衷于打球、电玩的。现在回头来看，才觉得奇怪，不谈写作，不搞文学，我们两家依然走得那么近。我们没有询问彼此停笔不写的原因，也不谈论对当时文学现状的忧虑和失望，或是探讨未来的走向。也许，彼此都清楚，这只是一个蛰伏期，创作欲只是被埋藏起来，而非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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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0 08: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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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2 23:23: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