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上)
我是K村的小子,从小就爱游荡。话说我住的是村,可离市集不远,这“村”虽是村,却早已丧失村;获取了城,又非“城”。换句话说,户口是城市的,人却夹在城市与农村间生存,这就像生活在一个营养过度的乳房和一个营养不良的乳房之间的那丁点空隙。为什么说生存,我当然不能说生活,原因很简单:我就是这一级别的人。老妈说佛曰:人生有七苦。等级分明,人该认命。她说:“我们总不能羡慕人家坐奔驰,住洋房,还养小三——这不是咱穷人的日子,咱得学会满足,萝卜青菜,小米饭也能过得有滋有味。”是的,富人的粪便栽的花也特别香,穷人的嘛,屎壳郎闻也不闻掉头就跑了。大多时候,屎壳郎也比人活得更加潇洒,我们何不去做屎壳郎呢。故所以,我不喜欢她的命。每当如此,我总要顶撞她。然后,我一股子气没地方撒,拽上聂小临的肘子,一个劲出力,直到他咬疼我,才放开。聂小临是我邻居,家里穷得要当内裤,很早死了爸,所以初中就肄业。我比他幸运,老爸老妈还健在,还有一台拖拉机给我赚学费,直到为我弄到两个大学文凭。拿到文凭也没用,还得回家摆地摊,老爸常在别人面前损我。为什么要损呢,原因是这样的:刚开始吧,老爸老妈把它作宝四处炫耀,甚至神那样供奉起来;我却藏着掖着,不让人看,怕他们讥笑。谁会讥笑,当然是那些有钱的大佬,当官的子弟,比我好的都算——或许,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这个小蚂蚁的存在。聂小临是我的死党,我比他多吃了八年的饭。我对他是全公开的,他对我亦如此,连老二四周有多少棵草彼此也一清二楚。最后,老爸总结出颇有见解的说法:文凭没啥用,还不如一张白纸,可以写字,可以作厕纸用。当厕纸我还嫌粗糙了呢,后来他又补充说。
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我就在K村的b街摆地摊。甭说我懒,没去找工作,我扪心自问:一我家没钱,国企政府金融机构甭想;二我家没权,有权也不会摆地摊;三我家没钱没权,连泡个妞,都被人嫌,进私企吧,两老可不让——我是独子,得要赡养他们到归天;四我四六级未过,私企也难咦,这可是重中之重,如今的国文贱得很,这就像小时候吃饭一样,总喜欢吃邻家的咸菜,瞧不起自家的大鱼大肉——这也是进企业最艰难的一步,人家可只认证书。有时我做着梦,啥个时候咱伟大的祖国也弄个国文四六级呀。偶然活在这世上,我啥都不求,唯一的理想很简单,就是把困难户变成个暴发户。
但是,现在细细研究,譬如一只蚂蚁能承受它自身重量的十倍,可谓相对论中的举重高手,全世界的所有举重运动员该汗颜,无需反驳,如果你真想嘲笑蚂蚁的不自量力,那么你就举个你身体十倍的哑铃吧。同样道理,我自身也是,所以我得学习蚂蚁把生存改造成生活,每日多搬运一些粮食;可反过来又想,蚂蚁也太不厚道了,居然也把死蟋蟀搬进粮仓,莫非他不知道蟋蟀是诗人的化身,诗人死掉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甭说肉体腐烂臭气熏天,还有可能造成细菌感染,衍生超级病毒,这样,恐怕蚂蚁就从此无人歌颂了。厚道是一回事,实力是一回事,生存和生活是一回事,后来我发现夸夸其谈是比厚道和实力更为重要的武器。我现在发觉,我们所处的社会第二类蚂蚁实在太多,而第一类蚂蚁多半是四肢发达的大力士,悲哉悲哉!人生不正是一只蚂蚁嘛!
生存,是我目前的状况,它对我,我对它,现在就如同一对快要分手的恋人,我想要摆脱它,但它还死皮赖脸地缠着我。我掐掐手指,没指望上帝会免费派发面包给我;下点雨,让我的黄豆长得胖乎乎就谢天谢地。我家有三亩地在K村的北面,一亩黄豆,新种的;两亩水稻,已有穗。我就凭这一亩黄豆,外加老爸给的五千块人民币摆起地摊。这样,聂小临就成了我的第一个员工——跟我一起卖豆腐。甭管,我心里乐滋滋的,终于找到一个可以驱使的奴隶。
当初决定回来摆地摊,老爸老妈极力反对。他们说,白白四年就啥子都没学到?我没啥可说的,我知道这不能说出口。我怎么能说,难道我说,我在学校学到如何泡妞,如何打飞机,如何玩dota,如何上网。气死他老人家,我还没棺材本。再说,我没这个胆,借一千个姜维的胆给我,我也不敢。从小就被吊惯,按佛洛依德的说法,我心里有阴影。对一个心里有阴影的人,一根玫瑰花的刺,都能把他刺死。这多可怕啊,玫瑰花的刺肯定会狡辩说自己不是凶手。这根刺就是那根蛇一般的绳子。绳子绑住大拇指吊在横梁上,那可不是孩子们的过家家。我只能沉默,还是沉默。有时冒出一句:沉默是金。结果把老爸气得快要吐血。因为我是独子,最后他们都得让步。我就是这么想的。
后来,他说,摆地摊可以,但不能摆在家门口,要不两张老脸没地方搁。为了帮助他们下决心,我决定牺牲自己——绝食——二老听到这两字,气得像吃了火药,一逢人就打雷,说我的坏话:你不要脸,我要脸。其实,他不知道,他正在丢自己的脸。大凡人们都不知道他们在损人家的时候,已在自损。
在我心里,老爸不像别人的老爸那样疼爱他的独子。他可是个希特勒。希特勒喜爱他的那只狗,而我连狗都不如。我二十二时,他已经四十九,脾气还是和往常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一直以来,我倒希望他有所成熟,有所长进,而不是我。不像书本上说的,人越老,越像小孩。他的脾气,那个是洪水学习的榜样。
坚决绝食。我对聂小临说,没什么可怕的,古今中外的草莽英雄哪个怕绿豆芝麻大的事。燕人张飞在此,能把曹操亲戚吓破胆。聂小临忽然插上一句:K村阿信在此,老鼠不敢过街偷食。这小子自以为有文化,说完后得意洋洋,咧嘴一笑,成八字形的。我装作发怒,伸长手臂,敲他脑瓜壳儿:下次还敢说,把你西瓜头敲碎,看看里面的肉熟了没。他慌忙窜到另一边,捂着那八字形的嘴巴,怕怕地说:“阿信哥,我下次不敢了。”“还有下次?闭上你的鸟嘴!”我对他瞪着眼珠子。聂小临便不再敢说话。
第二天,老爸老妈终于尝到了我的致命武器的威力。我在房间,隔着墙隐约听到老妈的声音。我听出,大概老妈心软了:“南无阿弥陀佛!这孩子,命苦,他想干嘛你就让他干嘛呗!你真是的!难道让他学你穷一辈子啊!”她把声音压得极低,怕让我听着。我仿佛看见她合上双掌,喃喃不已。“我偏不让你送,你管那么多闲事。”噼里啪啦,貌似碗筷被打碎了。老爸从不让人说他穷,记得一次,有个远房亲戚来我家寄宿两晚,结果一晚都没住上,就搬到旅店去住,还偷偷跟老妈说我家的厕所臭。后来这事传到老爸的耳朵里,后果比我想象的严重多:我家从此没有这号亲戚。想到这,牙齿里恨恨的,我本想冲出去,为老妈和那个亲戚鸣不平——本来我家厕所就很臭;但我忽然暗地里笑了,像个偷人私密的小偷把耳朵贴在门槛继续听着。
我压根儿不敢出声,连个屁也不敢放。听到老妈说我长大了,我反觉得心里头有些酸酸的,像刚吃过野山梅子,还带点苦味儿。我毕竟还是个孩子,毕业一年无所事事,心底还很高,去年炒了自己的老板,不得已回来向老爸老妈求助。
午日正酣,把整个院子,照得雪白雪白。墙角的石榴,学作都市女郎,浓抹了一脸胭脂。
“嘘嘘嘘,阿信哥,阿信哥。”我从朦胧的梦醒来。原来是那兔崽子——聂小临,倚在我的窗槛上,手里抓着一个铝制饭盒。灰白的金属光泽,顺着阳光,像只疯狗咬着我眼睛。我揉揉眼睛,内心一片喜悦:哎呀,好弟弟,你可是俺的救命稻草啊,如同刘邦遇到了子房,太宗遇见了房杜。但我不能说出来,他是我的奴隶啊。奴隶可以知道主子身上的一切,但不能知道主子的灵魂。当然嘴巴上也不能说“奴隶”,但奴隶毕竟是奴隶。我说:“聂小临,真有的。啥子好东西,这么香。真让我感动啊。”
“其实没啥子好吃的,也没啥子营养。叔叔啊姨,其实,很疼你的。”他那咧开的八字形嘴巴,仿若一个被重物压扁了的,又裂开的橘子。
“心疼?就等他们开窍呢!”我没好脸色对他说,“你知个屁!没有其实不其实,只有实实在在……”
“我是不知什么屁,我只知道叔叔阿姨对你好……”
“你知个屁!不,你连个屁都不知。”
我一开饭盒,一股葱头炒鸡蛋的香气,袭着我鼻子,我一脸翻滚的乌云,一下子露出太阳般的微笑,说:“兔崽子,吃饭的时候,你说什么屁话呢,把我的鸡蛋都弄臭了,该打!……对了,小子,你这些鸡蛋哪里来的?真香!”
聂小临摸了摸自己的脑瓜儿,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我妈留给我的,我舍不得吃,就给你煮来。”我大口大口地吃,心里忽然不是滋味。但想起,计划马上要成功,我又得意起来。不就是一个奴隶嘛,给主人弄好吃的,应该应该的。
就这样持续了五天。大概是第五天,老爸想不妥协,也得妥协。老姜还是怕新刀子的。他让老妈带来五千块钱给我作本金,准许我到b街摆地摊。豆腐来源也由他搞定。我几乎得意忘形地说:“豆腐来源我早搞定了,b街的王老伯不是咱爷爷的把子兄弟嘛,他已答应便宜给我货。要是他死了,我就自己学。”
“呸,呸,呸。狗嘴巴里吐不出象牙。老是咒人死。”
“我哪里有啊!人老了本就是要死的。何来诅咒?”
“还说,还说……”老妈举起右手佯打我的头。
我心里又嘀咕着:“本来就是一脸活死人的样子,死了倒好,死了有死的自由。”
但是,我还是像个痞子,从街东流荡到街西,从街西流荡到街东。街上的霓虹灯,简直是个吸血鬼,吸去白天的日光。从a街,再到b街,那里无论是建筑,是人,还是畜生,都是一个等级一个等级次第而增的。楼房越来越高,人也就多起来。草木像刚刚被清洁工擦拭过,片片叶子都能照出一个麻木不仁的世界。汽车从c街开来,让人以为是从坟墓那边来的,它像一阵风向你刮过来,使你全身凉飕飕的,明亮的柱子便是它的两颗巨大眼睛。只有当喇叭把你完全惊醒,你才能发现路上的人,全用着怪异的眼光盯着你。当你望过去与他们交锋时,他们便转过身,不让你发现,怕你报复的眼光。而他们却像木偶一样行走,毫无表情,包括我自己。
第一桶金失败了。说失败,也未完全失败。总结经验,结果还是经验不足,但我不会垂丧着脑袋。我不像其他人,失败了,就耷拉着脑瓜子。这脑瓜子如同做爱,马上要进去时,阴茎却来个九十度倒挂。
即便受过高等教育,我还是觉得没受过高等教育,教来教去,我基本被教成一个只会说不会做的傻子。所以毕业前我是粗俗人,毕业后我还是粗俗人——对此,K村的村民心里十分赞同。不过,他们恭维我的却不是那两张文凭——据说,这与老爸用一万块人民买来的村长有关。这一万块,是卖拖拉机卖的钱。据我所知,老爸除了自己还有什么不能卖的。当时老爸犹豫不决,最后是全家民主表决一致通过了这项“基本国策”。我和老妈老知道这是做给村里人看的。
人要面子,树要皮。说我是粗俗人,打死我也不承认:他们没资格说。但我的确是个粗俗人——我很自豪,我又继承了老爸的一项优良传统——这是一项没有被西方文明强奸的传统。就拿吃饭,我大口大口嚼;聂小临常说我是猪吃潲水菜,边吃边掉,还满嘴是油,像偷腥的猫。到水沟里照照,我自己倒觉得有几分优雅风姿,蛮像周杰伦的,咀嚼也暗合音乐节拍。但我还是拧着聂小临的耳朵说:“再说,再说,就把你猪耳朵当螺丝拧,拧下来和着当归煲……猫有这么帅,猪有那么帅嘛!死脑袋!”
豆腐又整板没卖出。一家人吃豆腐都快一个礼拜了——什么豆腐干,豆腐皮;豆腐拌青葱,豆腐搅肉丝,酿豆腐的,尝个遍。聂小临朝着我笑着说:屙出来的却是变了形的豆腐,可以拿去市场卖了。就目前形势,我担保卫生局以及工商管理局也是举双手赞同的,可以增加一份税收收入,可以明晚去更好的桑拿室。话说回来,如今谁要是免费送个妞给我,我也不敢吃她的豆腐,真的吃腻了,看着就想吐。想起这几天老妈老上医疗站,我就忍不住笑了。一天去菜市场买菜,人家问老妈咋了,老妈就说吃豆腐吃到的,现在拉出来的也是现成的豆腐,只是形状变了,原先方块的变成条状的,大伙想吃就等她老人家上完厕所后去捞吧,颜色和味道应该都没变的——这说明我家的豆腐质量很不错——我对老妈说这倒是一条十分新颖的广告,值得登上电视,最好植入新闻联播里。
又几天过去了,甚冷,觉得自己像片叶子;不,不是叶子,是秋天的蝉翼,有点凉风,也拼命打寒颤。“市道”真是他妈的萧条。唯独羡慕那些女人们,个个朝气蓬勃,我觉得她们的“市道”肯定比我好。一眼望穿春水,女人们穿的衣服可少,一件T恤,一条超短裤;但她们还嫌热,额头正滚落汗珠,巴不得一丝不挂,只是怕碍于面子罢了。我猜,她们里面定什么也没。聂小临偏不信,居然上前撩看一个陌生女人的里面。聂小临,被打成流氓,尽管说自己是疯子,请求谅解;不信,高跟鞋一脚命中他老二。当聂小临痛得直叫“妈妈”,又不敢大声喊出,颈部青筋历历可见时,我已笑翻肚子。他使眼色要我救他。当然,我得救他。他是我的奴隶,救了他,他会更加感恩戴德报答我。当我上前恭恭敬敬证明他不是疯子,那女人才半信半疑,一肚子气逃开。我阴阴自笑:自作自受。我问聂小临看到什么,他说和我的判断一样。我很气,明明上面凸得像两座喜马拉雅山,下面涨得像个小山丘,怎么会没。聂小临不解说:“阿信哥,你怎么突然想吃豆腐了呢?”我拧着他的猪耳朵:“关你屁事。这是妓女,会得病的,你猪啊,不知道……早知不救你老二,一定有的,香帕裹着,没让你看到,可能还长着一滩野草呢。你想拔拔它们吗?”“那我被踢了一脚,会不会得病啊?”“无知的家伙,会的,你下面的小和尚马上就会腐烂,然后……”聂小临捂着两只耳朵逃跑了,至此至终都不知道我戏弄了他,因为他至此至终没红过脸。至始至终我也认为聂小临的下面长着一个敦厚的,不惹是生非的小和尚。
一天,我问聂小临,冷不冷。他说不冷。我暴打他一顿。他才说冷。这里,人人都说我有神经病。我又问聂小临,他只是摇摇头。哎,我怎能相信一个奴隶的话,即便他看起来是一个好奴隶。于是,我如孔老夫子所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那样,虚心向隔壁的隔壁的对面卖水果的请教:“喂,水果妹,你说我是不是有神经病啊?”水果妹拉长了眼睛,嘴巴呶成勾月,不屑与我谈话似的。我又像庄子那样重复刚才那一句。“水”字还没说出口,已被她打断。她说,她有姓名。我的确不知道她姓什么,名什么,只知道她的“性”——一个女人,两个秀峰高高凸起,中间若有若无的,是幽深的谷地。我又说:“喂,你勾勾的嘴巴和眼角,难道想勾引我?”
她满不在乎地回答:“我不叫‘喂’。卖臭豆腐的,你要是买水果就开口,不是,就别妨碍我做生意。还有,貌似我们不认识……”她才开始正眼打量我,对我质疑了一番,迟疑了一会儿,“就算认识,我跟你也不熟。别跟女孩子搭讪了。卖臭豆腐的……”
“我不是卖臭豆腐的,我卖白豆腐。但是——今天起,我不卖白豆腐了。改行了。”我专门重读了“改”字。
“那卖什么?”
“不卖。专职吃豆腐。”我两眼直盯着她起伏的胸脯。
水果妹再次正身打量我,注意到我这个奇异的眼神,气得要发火。我正起身逃走,她已拿起一个苹果向我砸来。那个苹果,刚好被我接住。我一口咬上去,就像咬着水果妹的脸蛋,红红的,甜甜的,香香的。这晚我遗精了,下面湿漉漉的,老二最可怜,杂草丛生,却没人开垦,还一夜失眠。这晚,我在梦里,我用身体压住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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