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车梦》 （长篇连载）

庐林

（27）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962年6月，朱维衡调到北京，进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任命为203室副主任，并兼任附属工厂总工程师，负责研究开发特殊电机。朱维衡从专业意义上归了队，研究任务接踵而来。
第一项任务是印刷电机。朱维衡选了两名助手。研制中，印刷电路转子是关健，铜片要厚，粘力要强，腐蚀要深而不蚀断细线，特别是印刷电路板两面的连接，很困难但非常重要。朱维衡因为管理过绝缘材料厂的生产，对印刷电路板生产工艺比较熟悉，所以很快要求哈尔滨绝缘材料厂做出了所需要的底板，然后自己在实验室购置了设备、材料，绘制电机所需要的电路，做腐蚀试验，研究连接板子两面电路的方法。为了保证在使用中印刷电路不因电刷的磨擦而脱落，反复进行无数次粘接强度测试，才确定用哪种胶粘剂和工艺。电刷材料选用导电性高而软的银石墨电刷，永磁材料用当时最好的铁氧体，形状设计充分利用其最大面积，这样做出的电机，指标达到了国际同等水平。对附属工厂方面，朱维衡隔一天去一次，发现许多研究室急需的另件加工，因为排队时间长，很耽误重要任务的进度。他就建议开辟一个快件加工车间，只加工经认可的，真正急需的项目。得到了厂长的同意，很快建立起来，各个研究室都赞赏这一改革。
第二项研究任务是力矩电机。一天，副所长给了朱维衡一张从杂志上撕下来的广告，让他想办法做出来。广告上只有该电机的技术指标，只能从广告的照片上猜测里面是什么。朱维衡到图书馆查资料，无论科学院图书馆或国家科委情报所，都找不到这方面的任何资料。于是请情报所千方百计想办法找，因为据说是很重要的绝密任务。隔了很长时间，情报所居然从瑞士找到一份产品样本，很像是朱维衡所要的东西。仔细研究后，很有启发，于是形成了基础的设想。经过努力终于设计出了力矩电机。由于电机要求比较高，需要做特殊冲模，自己工厂干不了，于是与北京微电机厂商量，请他们协作。住到他们厂里，边加工边修改设计，想办法请铜材工厂轧制需要的特殊铜条做电机的槽楔兼换向器，电刷用银石墨软质碳刷，弹簧用磷青铜皮做，永磁块用钐钴合金，轴承选用最好的品种。第一轮试制出来，基本像样了，但还达不到指标要求。修改了设计重做，又花一个多月，做成第二轮，大大改善，但还不理想，打算再做第三轮。可是厂长不干了，他说已经浪费了那么多材料，耽误了他高级师傅很多工时，已经够客气了，这种电机那么特殊，又不是他们厂的生产任务，所以不能再干下一轮。朱维衡他们几个住在厂里四五个月，天天冷水洗脸，自己生蜂窝煤炉取暖，马马虎虎吃饭，一心想把这重要的电机做得好一些，可是厂方下逐客令了，只好回所。
突然有一天，国家七机部听说朱维衡他们做出力矩电机了，派了七个人到所里，将他们全部设计图纸、资料拿去，把计算草稿、草图抄去，并详细记录朱维衡他们在这几个月中碰到的问题以及怎么解决的情况，道谢后扬长而去，从此就再没有他们的消息了。
哪知好几年以后，在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回收展览会上，朱维衡见到那里面的力矩电机，竟然完全与朱维衡他们设计的一模一样。
更想不到的是，十五年后，朱维衡因事带几个人去北京微电机厂，介绍信写的是“朱维衡”的名字，那个负责接待的工程师看了介绍信，竟叫了起来，说：“你就是朱维衡啊？你给我们厂帮了大忙了！”。他说力矩电机生意好极了，北京微电机厂发了大财，面貌都改观了。的确，当年那些低矮简易的平房，现在都变成高大现代化厂房、漂亮的办公楼和宿舍。他拿出力矩电机图纸来给他们看，万万没想到，那还是朱维衡签字的那份老图纸。
朱维衡调到北京后，一家人住在中关村中科院家属大院里。大儿子朱道一已经14岁，小儿子朱道亮6岁。
妻子孙华善生性好强，做事精益求精，要做就要做得最好。在沈阳当技术处秘书时，她坚持要参加东北工学院的机械制造专业学习，顺利地拿到了机械专业的单科毕业证书。调到设计院，她居然能独立承担板金车间的设计。后来调任设计院图书馆馆长，很快就能把图书馆的专业知识掌握到手。平日里，朱维衡工作繁忙，照顾不到家，家里的事全是孙华善一人照料。三年自然灾害，多数人患了浮肿，朱维衡也不例外。当时一切供应全凭票，每人粮食定量朱维衡是29斤，孙华善27斤，每月白米只有二斤，其它全是苞米面，食油二两，猪肉半斤，鸡蛋半斤，大白菜也限量，一年供应一次。父亲住在朱维衡家里，偶尔出差到北京或上海，朱维衡总要买尽量多（也是限量的）的饼干回沈阳，孙华善放进大饼干筒，规定只给父亲一个人吃，小孩不许碰。那二斤白米只给刚两岁的道亮吃，别人根本吃不到。没有想到，1962年上半年，有位不认识的人来访问，问朱维衡是不是送给保姆八十斤白米，这时朱家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刚辞退的保姆，将孙华善全年省下来的白米全部扣下，拿去高价卖给她后来的主人，小儿子道亮一点儿都没有吃到。难怪他刚开始学说话的第一句话就是伸手说：“要！”。
1965年完成了直流力矩电机后，朱维衡就病倒了。是患了肾盂肾炎，浑身无力。回家休息时，找中医看了看，开了一服柏枝地黄丸，吃下去就好了。这天，所里的大学生张为成和中专生王德兴来家里探望朱维衡，平时他们对朱维衡就非常尊重，而朱维衡也非常真诚地“传帮带”，就好像师徒关系一样。妻子孙华善很感激他们能来探病。当闲谈中，得知王德兴家里困难，定量的粮食不够吃，孙华善随即从抽屉里拿出几张粮票和油票塞到王德兴的手里，还说我们家南方人胃口小，吃不了那么多。王德兴十分感动，连说谢谢师母。
两人走后，朱维衡说，他们两个年轻人工作都非常努力，是好苗子。孙华善没吱声，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封信，缓缓地递给朱维衡，信封右下方落着来信地址：宁夏海原，朱绮缄。朱维衡心里一紧，慌忙打开小姐姐的信，全文如下：

维衡弟弟：
你好！我和你嘉音姐夫及孩子们已全家搬到宁夏海原了，这是为了响应国家支援西北的号召。我和你姐夫都在这里的中学教书，我们一切都好，不用挂记。代问华善弟妹和孩子们好！
就此搁笔，余不一一。
另来信地址可寄：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红旗公社前进大队二小队贾金富转

姐：朱绮
一九六五年十月五日夜

潦潦几笔，满怀情绪。朱维衡忍不住放声大哭。

庐林

第八章 亦曾坎坷

（28）特嫌
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很快一切正常的科研工作都停顿下来。大家最先是跑到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铺天盖地，一片海洋似的。革命标语越写越大，语句越来越刺激。中科院也开始有了大字报。
“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中科院的反动学术权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学校也开始不上课了。大儿子朱道一回家来说，北大附中在批斗一些老师，学生要革老师的命，保卫无产阶级红色政权。也有的同学被人写了大字报，说他是地主阶级的“狗崽子”也是革命的对象。妻子孙华善听了很紧张，叫道一在学校不要乱说话，不要参加什么活动，不上课就回家自己学习。道一说不行，他是班干部要带头参加文化大革命。没几天，道一袖子上戴了个“红卫兵”的袖章回到家里。
道一向父母解释说，他在班上学习成绩好，又是班干部表现好，就不计较家庭出身的，学校才批准他参加红卫兵的，现在还是“井岗山造反兵团”的成员。
朱维衡听这样一说，心里倒也安定了一些。不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也能参加红卫兵组织，至少说明道一现在还不是革命的对象，不会被“专政”。
孙华善仍然不放心，只好嘱咐道一，千万不能去批斗老师，不要乱写什么大字报，更不能参加“打、砸、抢”，要文斗不要武斗，你要向我们保证。道一坚定地说，我不会的。
晚上，朱道一悄悄地对孙华善说，他想要一顶军帽。孙华善看着儿子渴望的眼神，心里想上哪里去找军帽呢？我们没有亲朋好友是军人，军帽又不是随便上街能买到的。她真的不知怎么办才好，但又不忍心只好说，妈给你想办法！想办法！
孙华善一连几天，见到熟人就打听有没有军帽，都回说没有。就连院里住的一位大婶，会做缝纫的，经常帮人缝补衣服，孙华善都去找了她，问能不能做一顶军帽。那个大婶说，做是可以做，就是做出来的不像，布的颜色特别是帽沿都不像，前不久有人叫我做了一顶，但没见他戴过。不是不行。回家的路上，孙华善一着急，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行就行，不行也就没办法了。
中科院的运动形势越来越紧张，随着一个一个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被打倒。全院上下人人自危，不知道什么时候灾难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连说话声都越来越小，神情也越来越诡秘。
一天深夜，晚饭后的碗筷还没有收拾，两个孩子已经睡了。朱维衡和妻子还在小声地争吵。“你不能同意道一去！那儿的条件太艰苦了。”孙华善坚持地说。
“道一在学校表现不错，又是班干部，人家才招收他的。”朱维衡说。
“那怎么不招别人？才招七个人，还不是一听说青海，又是地质队，别人才不会去呢？”孙华善还是不情愿。
“到青海工作，条件是差，但是在这儿成天不上课……，”朱维衡压低了声音说：“接下来运动会是怎样下去，现在还是未知数，说不定像我……，没准还会影响到孩子。”
“你怎么啦！你又不是反革命，你怕什么？”孙华善拉高嗓音说。
“你别大声，我是不怕！可是像很多人，比如樊爔培吧，57年就打成了右派。这次运动估计也脱不了身。”朱维衡道。
朱维衡停了一下又说：“这次孩子的态度很坚决，你不同意他去恐怕也不成啊！”
孙华善说：“道一还不满十七岁，还是个孩子，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又是野外地质工作，又艰苦又危险，多久才能见到一面？想去看他都没有办法去。想家了怎么办？病了怎么办？”孙华善眼泪止不住“吧嗒、吧嗒”住下掉。
里屋，与弟弟睡在一起的朱道一，泪水也从微微闭着的眼睛里流了出来。

1968年元旦刚过，朱道一同北大附中的其他六位同学就要奔赴青海了。七位学生中五名高中生，二名初中生。他们都是离毕业考试差几天而停课的六六届毕业生。
临行的前一夜，孙华善把儿子道一拉到身前，告诉他为他准备的行装：棉被床单、枕头枕巾、垫毯、牙刷牙缸、牙膏、两条毛巾、内衣内裤、袜子、棉手套、笔记本、钢笔、信封、信笺、邮票、《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单行本。
孙华善转过身去，从衣柜里拿出一样东西，是一顶崭新的军帽。
“孩子，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朱道一接过军帽戴在头上，十分合适。朱道一对着母亲正了正帽沿：“妈，太合适了！您从哪儿弄来的？”道一问孙华善。
孙华善告诉道一，他向她要军帽，她找过很多人都没要到，最后想到道一学校的军宣队的军代表，她想平时听军代表经常夸奖道一，说明表现好，向他们要一顶军帽应该能行。可是又一想觉得不太合适，怕影响不好。直到道一被批准去青海工作了，心想这也是学校的一个光荣的事，这才去找军代表开了口，没想二话没说立刻给了一顶新的军帽。
朱道一一边听母亲说一边乐哈哈地冲着母亲行军礼，脸上是那样地高兴。“真谢谢您！妈妈！”看到儿子脸上还充满稚气的神情，孙华善心里又高兴又难过。
这一夜，朱维衡家里灯火通明，彻夜未眠。这天是1968年1月5日。
春天到了。这年的春天却遇到了倒春寒。原本要抽枝发芽的草木仍不见动静，空气中充满了凉意。一个星期天的中午，在纺织研究院机电室工作的马家驯来到朱维衡家里。
老同学告诉朱维衡，他们纺织研究院的墙上已经贴出他的大字报，他说那都是捕风捉影，不符合事实的胡说八道，云云。
朱维衡劝他不要气愤，要沉得住气，每次运动总是来势汹汹，慢慢就过去了，自己没有问题不用怕，所谓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没有想到，第二天朱维衡上班，他的办公室外面走廊墙上，已经贴满了他的大字报，也正像马家驯说的那样，全是胡说八道。朱维衡告诫自己要沉住气，不动声色。再仔细看去，所有像朱维衡差不多的高级研究人员全部一样被贴了大字报。罢了！只好听天由命！
两周后的1968年4月15日，终于向朱维衡宣布，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写交待材料，交代自己详细历史，特别是解放以来所做的一切。不能回家了，就在办公室住，架起一张床来，晚上不许关灯，看管的人通宵在门外看着。在被隔离当天，另一帮人马去朱维衡家抄家，翻箱倒柜，连箱子底上贴的布都要揭起来查，这是朱维衡后来才知道的。这样写了一个多礼拜的交待，写完了，交上去，不料他们说：“你以为就这样完了啊？还没有开始呢！”
过了几天，要提审了，一个人押着朱维衡到另一个房间，一直要他低着头站着，里面已经有很多人坐着。他们叫抬起头来看，问他认不认得。朱维衡一个也不认得。他们就说，这么许多人都是为调查他的问题，从各个地方来的，要他老实向大家交待他的罪行。朱维衡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罪行”，只能将他写的材料念了一遍。然后专案组组长问他：
“看见过手枪吗？”他说：“看见过。”又问：“在什么地方？谁？”他说“解放军”。突然一个耳光，打在他的脸上，鼻血被打出来，滴在地上。专案组长厉声吼道：“谁叫你侮辱解放军！”，并指着地上的鼻血命令他：“擦掉！”，他只好擦掉。这位打他的，是1962年分配来的最好的清华大学毕业生，正是他，在朱维衡住院时第一个去看望他的，运动一来变了一个人。
接着换了一个人，问朱维衡在刚从上海到沈阳时，都和什么人来往，他一一作答，又问他还有谁，他想起一个，再问他还有谁，他又想起一个，又再问，他想起了不是很熟的陈卫卿。那个人如释重负，说：“那你方才为什么不说？” 朱维衡这才知道原来他们怀疑的就是陈卫卿。接着问朱维衡，从上海到沈阳时，有没有人托他带东西？朱维衡说“记不得了，”于是又问朱维衡，认识樊爔培吗？朱维衡说认识。又问樊爔培有没有托他带东西给陈卫卿，朱维衡说记不得了，如果他托我带我当然会带。于是他说：“好，你承认带了，那么是什么东西？” 朱维衡说：“这么多年了，实在记不起来。我只是说如果他托我，我当然会带。”他换个方向问：“是个小箱子吗？” 朱维衡说：“根本不记得了，只是说假如他托我带，我会带。”他又问：“是不是像一本书那样？” 朱维衡说：“不知道”。他继续问：“是不是像一支钢笔？”，朱维衡说：“不知道”。过一会儿，另一个人上来，问朱维衡：“你知不知道吉林化工厂有过一次爆炸？”，朱维衡说不知道。朱维衡心想，莫非他们怀疑我从上海的樊爔培那里带了爆炸物给陈卫卿，陈卫卿爆炸了他自己的工厂？但再一想，如果樊爔培和陈卫卿真的是破坏分子，应该是高级人物，怎么会亲自动手做这种最低级的破坏工作呢？作为吉林化工厂的总工程师，陈卫卿难道会去炸掉自己的工厂吗？
这样的“提审”有好几次，有一次专案组说，为了查清他的问题，这么多人全国各地跑，已经花了几万元了。又有一次对他说，他不过是个小伙计，陈卫卿比他重要得多，樊爔培才是个头子，只要你老实坦白交代，就可以从宽处理。可是朱维衡根本没有不坦白的地方，还有什么能交待呢？
结果只能被关着，过一阵儿“审”一下。他们对他说，你的罪行够枪毙，能够坦白交待，可以从宽处理。
一天，又把朱维衡押出来审讯。朱维衡还是说他交待材料写过的那些。专案组烦了，一个人说“还是来点真格的吧！”
话音刚落，鞭子就抽在了朱维衡的屁股上。忍着疼痛，朱维衡待那人停下来时，回过头看去，打他的原来却是自己妻子经常送给他粮票、油票，家庭困难的中专生王德兴。他手中的鞭子，是用平时做实验时电机上换下来的三角皮带，缠上铜丝做的。这小子的脑筋都用到这儿了。朱维衡实在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他无法想通这究竟是怎么啦！平时“师傅、师傅”地叫着，工作也很积极，还听说在“要求进步”呢！现在怎么变了一个人，简直是个畜牲！
接下来是“坐飞机”。两个人强硬地把朱维衡弯下腰，将双臂向后高举起，用力。朱维衡一会儿就感觉到手臂像要断了一样，疼痛难忍，喘不过气来。
“说不说？”
“要说的我都说了。”
“不要耍滑头！老实交待！”
“……”朱维衡几乎要昏厥。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专案组的王德兴走进了隔离室。他轻声地对朱维衡说：“师傅，你……”。
“你不要叫我师傅！” 朱维衡愤怒地打断他的话。
“师傅，你还是识相一点，全部交待吧，何苦呢？你不说，别人也会说呀！”
“你想要我说什么？” 朱维衡轻蔑地看了他一眼。
“说什么？你把你的所有特务活动，全部交待出来。”王德兴把脸凑过来。
“放屁！”朱维衡大吼一声。
门外突然冲进两个人来。王德兴示意他们别动。
“好！我看你牛！”王德兴转过身对那两人说：“让他‘牛’吧！”说完扬长而去。
两人命令朱维衡站着别动。然后就坐下来抽烟喝茶，一句话不说。朱维衡心想，这又是什么招数？
刚站着还没事，可是几个小时后，就不一样了。到了吃饭时间，可以坐下吃。吃完饭，问一句：“承认不承认是‘特务’？”不承认，又继续站。晚上不许睡觉，仍然站着。那两人轮流换着睡，一人看着朱维衡站。朱维衡的双脚肿起来，鞋都穿不了。就这样直到第三天的凌晨四点，两个人看到朱维衡连续站立了四十四个小时，还是不肯承认，只好作罢。朱维衡躺了几天，可以站起来时，却发现左脚中趾已失去了知觉。

庐林

（29）跳楼
逼了一段时间，看到朱维衡什么也不说，“审问”的间隔也就长了些。可是朱维衡不知道在办公楼的另一个房间里，妻子孙华善也被隔离审查了。专案组的人认为从她那里兴许可以套出朱维衡的问题来。一开始就认定朱维衡的特务活动孙华善是全部知道的。
可是问来问去，孙华善只有一句话：“我知道他不是特务。”任他们怎么问，还是这句话，多一句也不说。
没过多久，办公楼里隔离的人越来越多，专案组就放这些人到大食堂去吃饭，但还是有看管人押着，吃完饭又回来关着。
这天中午，朱维衡脖子上挂着一块写着“老牌特务朱维衡”的大黑板，拎着饭盒被押去食堂吃饭，规定只许吃最便宜的菜，五分钱一份，主食只许吃窝窝头，不许吃馒头或米饭。一抬头看到妻子孙华善也被人押着吃饭。朱维衡心里一颤，但两人不敢说话，装作没看见，否则会被认为打暗号。朱维衡感到腿发软，挪不动步子。心想华善也被隔离审查，那小儿子道亮咋办？他一个人在家里，他才八岁啊！此时，朱维衡的心就像有一把刀子在挖一样难受。
一天，还没到中午，朱维衡紧紧地把着窗子向外看。许久，看管人走过来：“看什么看！想出来就早点交待！”
突然，朱维衡大声笑了起来。抽搐着，声音令人不寒而栗。看管人莫名其妙，嘟嚷着说：“这简直是疯了。”
朱维衡此时看见小儿子道亮穿着一件大棉袄，戴着一顶厚棉帽，腋下夹着一个饭盒，正从老远的家里向食堂方向走去。朱维衡笑了，心想，还好，他还活着，这就够了。
事后朱维衡才知道，妻子孙华善隔离审查达四个月之久。她仍一口咬定朱维衡不是特务。有一天，专案组的人看到实在问不出来东西就想进行体罚。没想到孙华善突然大声叫喊起来，被走廊上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听到，进去一了解，认为对孙华善隔离审查的理由不够，立即决定将孙华善释放回家。这四个月里，小儿子道亮一个人在家，大门不许锁，说是随时都会来抄家。宿舍楼的墙上，两尺见方的黑色大字写着“打倒老牌特务朱维衡”的标语。小孩子见到道亮就会欺侮他，骂他“狗特务崽子！”还常常威胁他，不拿东西给他们，说就要揍他。小道亮在家里能找到的只有一些罐头食物，那还是几年前困难时期配给的一些水果罐头之类的，家里人舍不得吃留下的。等到孙华善释放回家时，这些食品早已空空如也。小道亮每天就是靠着看管人从孙华善那里拿饭票交给他，自己到单位食堂去吃饭。
几个月以后。一天，看管人告诉朱维衡说大儿子朱道一回北京来探亲，你们父子相见，什么话都可以讲，没关系的。说完就安排到另一个房间里。这间房间的里面还有一个小房间，门是开着的。
父子相见，有多少话要说啊！朱维衡抓着儿子的手，儿子感觉到了父亲的手在颤抖，朱维衡似乎感觉到了儿子的手心在出汗。两人对视着，两颗心在问候。嘴里却在说：“爸，您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要实事求是。”
“儿子，我会的。我一定实事求是，一定老实交待。”
好一场“红灯记”探监一幕戏。
朱维衡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儿子朱道一探亲回青海不久，也被隔离审查了。起因是两封书信。都是朱道一写给家里的书信，在抄家时抄出来，认为有问题，然后报给了青海的单位。在一封信中，朱道一写道：“报告爸妈一个喜讯，在我当班的时候，我们队钻探出了某某宝贵金属，”他们认为这句话可以证明是“小特务向老特务汇报地质情报，”逼迫朱道一交待罪行，朱道一不服，就和他们辩论，他引用毛主席的经典语录，他们辩论不过就动手打人，一群人打得朱道一脑震荡。另外一封信问题更大了，是一封朱道一写给他姨母的信，信封右上角贴的邮票，是“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芭蕾舞演员们踮着脚尖，举枪向右瞄准的姿势，恰巧信封的左上角印有毛主席的木刻画像。他们就指控朱道一有意枪杀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现行反革命。朱道一不断写材料申诉，坚持抗争，直到两年后，地质队换了一位从北京调来的党委书记，自己也挨过整，知道运动中乱整人的实情，才将朱道一解放了。这是以后朱维衡才知道的。
一天下午，朱维衡正在隔离室写“交待”材料。突然听见一声巨响，接着楼下一阵骚动，原来是三楼的人跳楼自杀。不一会，两个看管人拿来大铁钉子，从外面将朱维衡这间窗子全部钉死，以防万一。第二天，又把朱维衡押到大门口的收发室关了起来。
过了几天，收发室又押进来了一个人，朱维衡一问，原来正是那天从三楼跳楼自杀的人。他告诉朱维衡说，他是附属工厂的学徒工，才十九岁。不过身体很好，那天跳下来，跌在软泥地上，只摔掉了两颗牙，腿部皮肤有些擦伤，其它部位并无大碍。朱维衡问他为什么要自杀，他说“坐飞机实在受不了，斗他的人说下午五点再不认罪，就对不起他了。他想反正活不了啦，不如自杀。那都是因为什么事呢？他告诉朱维衡，文革开始后，附属厂也停工了，没事干，学徒工们三三两两整天游游荡荡。这天有个同伴白天受了领导的批评，心里有气，晚上走到一幅“毛主席万岁”的大标语那里，用粉笔在上面打了几个叉，第二天被人发现了，成了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查来查去，没查到那个人，却把他抓了起来，斗他，他不承认，再斗，还是不承认，再猛斗，他受不了啦，只好承认。转头再一想，又推翻啦。这下就斗得更凶了，反复几次，他顶不住了就想到了自杀。朱维衡对他说，如果不是你干的，千万不能承认，再苦也要忍着，更不能自杀，你自杀了反而没办法搞清楚了，那不冤枉吗？小徒工点点头。
过了两个礼拜，将小徒工扭送公安局。临走，朱维衡对他说，这样倒好了，公安局一定能破案的。
又过了两个礼拜，这天，朱维衡正一个人在打扫厕所，突然小徒工走进来，看见朱维衡，举起手向他敬了个礼，表示感谢。他果然无罪释放了。他还告诉朱维衡，那个打叉的徒工被公安局查出来了，不过他承认错误，只是小孩子脾气，公安局说不算反革命，教育教育就没事了。
忽然小徒工左右看了看，小声说“你什么时候能出去？”
朱维衡摇了摇手里的扫把，说：“不知道。”

庐林

（30）牛鬼蛇神
屈指算来，朱维衡在隔离室已关押了差不多十个月了。反反复复地写交待材料，一次又一次地审问，再加上不时地体罚，搞得人精疲力竭。
一天，看管人将朱维衡押到了另一间隔离室，四人一间的。“你就住在这一间，但不许说话，老老实实交待问题。”说完看管人反锁上了门。
朱维衡放下被子卷和脸盆热水瓶。房间里已经住了三个人。靠里边的一张床上躺着一个，另一张床上坐着一个，对面床上的一个正趴在一张桌子上。
朱维衡拿出纸和笔站起来，看了一看，突然趴在桌子上的人转过身来，说道：“别看了，就一张桌子，给你用！”说完起身坐回到对面的床上。沉默许久，真没有人敢说什么话。
又过了很久，坐对面的那位开始说话了，他介绍说，他姓王，在第一研究所工作，特嫌。躺在床上的那位姓韩，在三所工作。坐着那位姓白，是六所的研究员。
朱维衡自我介绍，他是自动化所的，叫朱维衡，也是特嫌问题。还说在这儿已经关了快十个月了，什么结果也没有。说到左脚走路一瘸一拐，朱维衡告诉他们，那是一连站了四十四个小时死不承认造成的，到现在还麻木不仁。说到这儿，老王突然蹦出一个字“牛！”，“好啦！现在全齐了！”
朱维衡弄不清咋回事，问道：“什么全齐啦！”
“牛、鬼、蛇、神啊！”老王显得有些兴奋。他对朱维衡说出了下面的故事：
原来老白是七机部二所的，调到中科院六所后，出了好几项科研成果，运动来了，硬说他不问政治，走白专道路，加上家庭出身地主，成份不好，抗拒接受改造。运动一扩大，就弄进来了。老白平时话就不多，提审也不说什么。然后就不停逼他写交待材料。老白就写，一开头就是一通毛主席语录，“我们要相信群众，我们要相信党”，老是那一套。每次交待材料的末尾，他总是签上自己的名字白某某，看起来分明就是一个“冤”字，所以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鬼”。
老韩是东北人，朝鲜族。在化工研究所工作。说他有历史问题，可是谁也说不清楚。老韩朝鲜族喜欢吃蛇，没事净跟我们讲怎么抓蛇，怎么做着吃。还说有一次他买了一条剥了皮杀好了的蛇，放在篮子里，拿回去做汤给老婆吃，说吃了蛇对怀孕有好处，可是到了家里，一打开，那条去了头剥了皮的蛇居然还在动，吓得老婆惊叫起来，叫他赶紧扔出去，可老韩偷偷煲好汤，将蛇肉弄掉给老婆吃了，老婆愣没发觉出来，只是说这肉汤很鲜，果然没多久，老婆给老韩生了一个胖小子。在这隔离期间，他没事就睡觉，连审问时他也睡，简直就像条“蛇”。
老王自己，曾经是红极一时的“青年科学家”、共产党员，第一研究室主任。反右时他整过别人，懂得那一套办法。文革来了，要追查他在大学读书时的业余电台，硬说是国民党机关安排的，隔离后逼供信。可是专案组的人还不是他的对手，总是说不过他。有一次审问，老王竟然反客为主，对审问他的人说，你们知道不知道，我那时用过的电台现在何处？……告诉你也不怕，就在中国军事博物馆三号厅六号台第九位那搁着哪！不信现在就去看。弄得他们面面相觑。这真叫个“神”啊！
所以说，老王总结似地说道：“你老朱这条‘牛’来了，我们就全齐啦！”说完自己哈哈大笑起来，其他三人也跟着笑了。
门外“砰！砰！砰！“。大家立刻止住了笑声。
一天，专案组把朱维衡等六七个所谓“特”的人召集在一个小会议室开会。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说话。不一会一个人走进来，坐在了正当中的位子上，朱维衡一看，这人就是打他鼻子出血的大学生张为成。
专案组的人宣布开会，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斗私批修！’下面请院革命委员会主任张为成同志给大家作指示。”
张为成一开腔：“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当前在国内国际一派大好形势下，我院的阶级斗争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接着，他要求大家要认清形势，彻底交待自己的反革命罪行，争取回到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中去，若要顽抗到底必然是死路一条。
讲话刚一结束，专案组的人突然举起拳头高呼口号：“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与会的人低声嗡嗡地回应了一声。
接下来，是安排被审查的“特嫌”，自动化所的陆所长发言。他一五一十地说，他是怎么在美国时参加过特务组织，代号是什么，任务是联络什么，暗号是什么。他回国后，1956年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某某国际会议时，遇到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什么老师，也就是他的特务组织的头目，怎么将技术情报交给他的，如此这般。听得在座的“特嫌”们目瞪口呆！这个中科院的高级科学家竟然真是个特务！不过朱维衡他们谁也不相信，绝对是胡编乱造，想早点“解放”罢了。
果然，他讲完后，专案组高度赞扬他的行动，要大家学习他这种“正确”的选择，狠斗私字一闪念，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并立即宣布解除对他的隔离，可以回家自由活动，继续回所长办公室上班。
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谁也不上班，只不过是想树他为大家的“榜样”。

物理学已经证明：一个物体的质（重）量越大，它的运动速度就越大同时阻力也就越大。文革也是这样。办公楼里，隔壁又住进几个人。也许是被审查的人太多，专案组人手不够，因此对他们的看管也随之放松了许多。“牛鬼蛇神”们在隔离室里从轻轻地，偷偷讲话到大声地讲话，开玩笑，他们也不闻不问。
“天王盖地虎”老王说一句。
“宝塔镇河妖”老韩接一句。
“么哈！么哈！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老白粗嗓门。
“脸红什么？”老王问。
“精神焕发！”朱维衡回道。
“怎么又黄了？”老王又问。
“防冷涂的腊！”朱维衡又道。
“今天，我们给‘牛’爷祝寿摆下这百鸡宴，兄弟们以水代酒要喝它个一醉方休！”老王举起手中的茶杯。
冲着桌子上摆的朴克牌“老K”“ Q旦”和“J”，四支茶杯碰在了一起。
“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好一段“智取威虎山”字正腔圆，余音绕梁。
朱维衡就这样度过了他五十岁生日。
1969年4月30日朱维衡终于被解除隔离。可以回家，但不能回研究室工作。每天上班要到锅炉房报到。然后安排体力劳动，什么推煤、出煤灰、清理炉盘等等，后来又学会了电焊，气焊，车工，水暖工，瓦工，木工，甚至盖平房，上房梁什么都干过。有一次抬水泥地沟盖子，这盖子重二百多斤，朱维衡在前面抬着走在跳板上，一不小心，人跌入地沟，幸亏抬的盖子架在地沟上，不然盖子掉下去，他就没命了。
不过经过三年的劳动，朱维衡原先的腰肌老损的老毛病，从此再也没有犯过了。

庐林

（31）命运多舛
一天晚上，朱维衡在家整理书柜，突然从一本书中翻出了三封长信，那是小姐姐朱绮寄来的，信中解开了朱绮一家到宁夏海原前后的不幸遭遇。解放后，私人出版社停业，小姐姐朱绮和黄嘉音姐夫转入公家出版社工作，黄嘉音成为上海市政协委员，非常活跃。他多年来受当时著名心理医生束宗华（活跃的“西风”投稿者）影响，加上自学成才，居然也开设起诊所，治疗心理疾病，生意不错，也吸引了一些干部就医。不幸在1957年整风时被指责为以“唯心主义”腐蚀革命干部，成为“右派”。黄嘉音不服而据理力争，结果罪加一等，成了极右分子。恰巧小姐姐当时是单位里的黑板报编辑，有篇稿子批评共产党过头，她加按语时推荐了该稿，结果也成了右派（不过是最轻的，很快摘了帽子）。最令人意外的是，那以后，学校不接受他们子女入学（四个孩子原来学习成绩都极好，且是少先队的中队长、中队委或小队长）全家从先前那无限风光的境地，一下子陷入了绝境。后来国家动员支援西北建设，小姐姐立刻报名，一周内将父母送往在大连的弟弟家，他们全家迁往宁夏海原。她被安排在中学工作，因为是“右派”，不准教主课，让她教地理，习字和缝纫课，另外还喂猪、鸡，承担全校名单、考卷和讲义的刻印工作。黄嘉音很早以前曾画过一点漫画，就叫他教美术课，帮学校总务科做杂务，县政府让他在马路边的墙上画宣传画。他本来对饮食比较考究，西北的粗粮消化不了，经常腹泻，浑身无力。却被指控说他装病，抗拒改造。他为自己辩护，又被认为死不改悔，送去更加偏远艰苦的农场劳动，自此一去未归。
小姐姐为了支撑这个家，拼命工作，还用带去的缝纫机为学生做衣服，教女学生学缝纫技术。她的孩子们总算都上学了。大的两个考大学，黄立均1963年考上宁夏大学。老二黄立行学习成绩原来一直比哥哥好，却未被大学录取，打击极大，只好闷闷不乐当了知识青年，下农村劳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在一些高干子弟红卫兵的推波助澜之下，大行其道，被利用来整肃异已。中学里当教师的只要有出身或历史问题，往往首当其冲，小姐姐当然也免不了挨批挨斗。当地小报编造说小姐姐家是上海大资产阶级，家里有十二辆汽车，二十四万存款等等。二儿子黄立行看了，认为他妈妈必死无疑，自己的前途也没有希望了，于是，他独自走进菜窖，拿刀自杀身亡，身边还带着那张小报。大儿子黄立均则在大学里成为造反派的“笔杆子”，与家庭划清界线，脱离关系，后来在大学里成了某一派的小头头，大学毕业后当了政府干部。他的小弟弟黄立平曾去规劝哥哥恢复母子关系，没想到他竟对小弟弟说：“不要再提这事，否则我与你也脱离关系”。
小姐姐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打击，感到生不如死，曾企图投井，上吊，被女儿黄立理及时阻止，才免一死。很多年以后，小姐姐收到一包黄嘉音的“遗物”，只不过是几件破衣服，发现内衣上有血迹。黄嘉音在那里究竟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究竟是什么时候死的，是什么原因死的，都无从知晓了。
运动还没结束，外地还有武斗，但已可以自由走动了。有一天蔡明芝意外地从西安来访，他是最勤于与朋友联系的人，朱维衡问到几个最熟悉的朋友，他都知道情况。问到马家驯，朱维衡与他同在北京，却在他和朱维衡挨整后，不敢联系了，蔡明芝告诉朱维衡：“他去英国了”，朱维衡大为惊奇，“怎么他能在文化大革命中出国呢？”他说：“去阴国了”啊呀！怎么会这样？朱维衡知道马家驯性子急，被贴大字报就受不了啦，但何至于自杀啊？蔡明芝说，他们两口子在纺织研究院机电室，同一个办公室工作，同时挨整，他岳母有好几个金戒指藏在他们家，被抄家抄出来了，他们就被穷追猛打，受不了啦，两人躺在床上，电线缠身，合上电门自杀死了，两个九岁和六岁小孩由大姨子带着，改姓王了，多惨啊！最亲近的老同学，就这样走了！
蔡明芝还告诉朱维衡，从湘潭到东北电工局唯一一家的高级工程师李子白是在西安跳楼自杀的；上海青年爱国团体涌社的发起人计苏华，美国留学回国后，曾担任北京医院副院长，经常为中央领导看病。文革中，造反派逼迫他交出某些中央领导人的医疗档案，他坚决不肯，最终被迫害而死。
朱维衡也告诉蔡明芝一些同学同事的遭遇。看到朱维衡还在劳动，蔡明芝对他说：“只要人还活着，就已经是万幸了。”朱维衡深有感触地说：“是啊！活着就好！”

庐林

第九章  圆梦


（32）侄儿来访
1972年朱维衡回到研究室，在别人领导下工作。回到科研岗位上，朱维衡仿佛重新焕发了第二春，他开始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图书馆，除收集整理大量的低速电机，力矩电机和直线电机的资料外，他还将国外关于磁浮列车研究的外文资料翻译和汇集出来，进行比照和分析，并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动力成本运行区间与速度的关系，逐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可行性设想。
1972年下半年，朱维衡调到中科院电工研究所二室，参与了直线感应电机的研究。这正是朱维衡1949年在香港研制但尚未完成的项目，如今条件好了很多，研究起来容易多了。不久，又承担了北京高速火车试车场圆形轨道上的直线电机推动装置的研制任务。
一天，朱维衡找到铁道部总工程师陈久明，建议开展磁浮列车研究，得到了他的赞同。于是，朱维衡马上向中科院建议立项。可是研究经费从哪里来呢？没有经费什么项目也只是纸上谈兵。
这以后，陈久明调到铁道科学研究院任院长了，朱维衡又找他商量合作研究磁浮列车。陈久明说，你的意见很对，我也主张中国应该现在就开始研究磁浮列车，否则就落在人家后面了，但铁道部现在急于研究的项目很多，经费却很有限，轮不到磁浮列车呀！不然就请科学院先小规模搞起来，以后铁道部再慢慢参加合作，大规模搞。
尽管如此，朱维衡还是感到了巨大的支持，至少是口头上的，回到所里，朱维衡他们只好做磁浮小模型试试。
1974年，朱维衡的堂侄朱道淳从美国来看他亲姐姐朱丽中。朱丽中自从1955年底与丈夫吴锡九从美国回中国后，一直在科学院工作。十九年中运动不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叫外国人听得万分可怕，朱维衡的二哥二嫂也非常不放心。尼克松访华，僵局打开，可以相通了。但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形势如何发展还很难预料。这时朱道淳以他在美国成功的华裔科技企业家身份，带着贵重礼物来作友好访问，应该会被欢迎。不过究竟他会遇到什么情况，无法得知，所以他是冒着极大风险，先写好了遗嘱留在美国才出发的。
朱道淳访问了朱丽中所在的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和吴锡九所在的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都比较顺利。而他是化学测试分析仪器研制企业家，要找对口单位对话。朱维衡就为他安排了中科院的科学仪器厂与他谈。恰巧，科学仪器厂的总工程师与朱维衡住在同一个楼，所以很快就谈上了。在朱道淳到来之前，朱维衡当然必须先请示领导，能不能见？见了该怎么说？能不能请到家里来？能不能陪他出去玩？等等。答复是“当然都可以。按人民日报的口径说就是”。在朱道淳与科学仪器厂代表们见面时，朱道淳首先将他那个价值六百美元的分析仪器的关健部件“四极柱”送给他们。科学仪器厂虽也生产类似产品，但水平差多了。他们拿到这关键部件当然很高兴，接着就谈合作。朱道淳介绍说有一家日本公司想与他合作，他没有同意，只愿意给中国。大家谈得很投机，于是进入具体细节的磋商和安排。朱道淳答应科学仪器厂派两名制造工程师，两名电子技术工程师先去他的厂里实习，回来后在北京科学仪器厂生产他们的这种专利产品。这已经是够优惠的了，可是科学仪器厂要求派二十个人去实习。朱道淳说，他们厂很小，不能一下子接待那么多人，但可以用先去一班，走了再换一班来的方法。尽管轮换，不加限制。没想到他们就是不同意，当然也就没有达成协议。
第二天，科学院主管的局长听科学仪器厂汇报谈判的情况，叫朱维衡参加。万万没有想到，这位上海清心女中毕业的老干部，听完汇报后，居然破口大骂说：“这个朱道淳，装得像爱国华侨，却欺侮我们。要告诉他，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让这个帝国主义分子滚。”如此浅薄无知、歇斯底里的语言，出自科学院主管局长之口，实在令人吃惊！明明朱道淳是满腔热情想帮助科学仪器厂提高技术水平，也并没有拒绝二十人去实习，只是同时那么多人接待不了，需要分批去，对总共多少人也没有限制。她却不懂道理，瞎扣帽子，侮辱爱国华侨。也实在伤害了朱维衡作为科学院研究员亲属的感情。朱维衡当时是还没有完全被“解放”的“牛鬼蛇神”，怎么敢用鸡蛋去碰石头呢？只好忍气吞声，不发一言。
次日，早就约好的由科学院秘书长接见朱道淳，定在上午九点。朱维衡为了避免从中关村赶到北京饭店，再陪朱道淳去三里河科学院，会耽误时间。所以和朱道淳讲好，头天晚上朱维衡就住在他同一房间里。没想到这天早上八点刚过，科学院派秘书到北京饭店来说，秘书长病了，只好取消原来安排的接见。对于这个意外的变化，也许朱道淳真的认为秘书长病了，不得不取消约会。但朱维衡心里明白，一定是那位局长向秘书长说了坏话，才出现这个变化。此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主管局长这样极“左”而又无知的人，正是最吃香的，出现这种事并不奇怪。可朱维衡无法对朱道淳说，也未对别人说，只能埋在心里。
几天后又为朱道淳安排了第一机械工业部的温泉分析仪器厂，去参观和谈合作。那边的规模比较大，水平也稍高一些，但谈了几次，也没有谈成合作。朱道淳这次冒着生命危险，带着美好愿望来到中国，见到姐姐一家人自然很高兴，可以回去告慰双亲了。但他愿意为祖国出点力的好意却没有被接受，使他不理解。他恐怕万万也不会想到竟还受到那种侮辱。

庐林

（33）“飞车”推动电机
1975年上半年，科学院为了使地理所提高绘制地图的效率，希望研制出新的绘图仪器，在沈阳自动化所召开方案论证会。因为朱维衡在电工所做成了小型的直线步进电机，在朱维衡的小册子中提到过平面电机，所以电工所也由业务处处长随同朱维衡参加会议。沈阳自动化所介绍了几种供选择的方案后，有人要听听朱维衡的平面电机方案。当时朱维衡还是在受控制使用阶段的“四类分子”（即所谓地、富、反、坏），业务处长不敢答应，说要请示北京所里领导才能决定。当时主持沈阳会议的科学院科技处处长说：“只是介绍个技术方案，有什么要请示的？让他上，出问题我负责”，这才让朱维衡上台去讲平面电机的方案，结果大家一致同意朱维衡这个方案。
回到电工所，首先要把平面电机做出来。朱维衡已做成的直线步进电机是有四个轮子的，只能作直线运动的电机。现在要二维运动，不能用轮子，必须气浮，才能运动。只好去广州机床研究所学习。学到了基本方法，还必须按自己的情况加以调整。他们完全是用于旋转的空气轴承，我们则要求平面运动。经过反复摸索，失败了几次，终于成功了。帮助朱维衡完成电机和气浮研究的是同室的金能强等人。
平面电机要在开了槽的铁板上跑，这铁板如何加工可是大问题，朱维衡他们先试化学腐蚀，拿一尺见方的铁板试验四五次，都达不到要求，改为机械加工，一尺见方的试块上能达到深度、精度要求，但一米二见方那么大的铁板上，要加工出每隔一毫米一条宽一毫米，深一毫米，互相垂直的糟，就是在板面上只留下满板一毫米见方的突起小块，那谈何容易！而且那铁板是比较软的纯铁，两条槽相距那么近，加工第二条时很可能将第一条挤变形了。这个难题，请附属工厂的厂长及几位高级师傅一起讨论好几次，试验好几次，小尺寸成了，但没有那么大的铣床，要请外面有大铣床的大单位为他们加工，人家绝对不干，即使接受，加工费一定高得不得了，而且朱维衡他们并不是只加工一块，以后也不能长期依靠他们。所以，最后厂长下了决心，将厂里最高级的一台多功能大镗床改为单一功能的铣床，而且改后无法再恢复原来功能，那实在是极大的牺牲！改造之后，果然加工出满意的大板来。大板有办法了，那2400条槽里面填充的东西应该是什么呢？平面电机的“面”应该是平的，槽里面填充的东西，必须与铁有一样的膨胀系数，要不然，温度略有变化，板面就不平了，所以一定要找到这种材料。朱维衡到天津化工研究所请教，他们提供好几种环氧树脂的配方，但光用这些是不够的，一定要加进其它接近钢铁膨胀系数的填料才行。他们不清楚哪一种最好，于是朱维衡只好自己来找。当然，要找与钢铁膨胀系数完全相同的，只有铁粉，可是不能用铁粉，因为本来就是要它一毫米隔一毫米有铁，才能叫步进电机一步一步地走。槽里填了铁粉，那槽不是白开了吗，所以一定得找非磁性材料。朱维衡试用铝粉、石粉、白瓷土、铜粉等材料，不同的配比，几种材料混合，等等，做一尺见方的试验板五六次，最后选定一种，并确定大板放进烤炉，完成环氧树脂固化的最佳温度和时间，写出操作规程，交给工人，严格按规程操作。填充物固化后，要把板面多余的填料去掉，只能用磨床来磨，磨平后，喷上薄薄的防锈漆，才算完工。
平面电机是两对直线步进电机，按纵横方向装进同一个铝框内，使它能按计算机编好的程序，走指定的轨迹，带上一支笔，就可以画任何图形了。平面电机还需要有加速度计来保证准确控制速度。但国产的全达不到要求，朱维衡只好请老朋友王秀山在美国替他买。
电机“动子”是永磁在电磁控制下运动的，当然是吸住在“定子”大铁板上的。必须用压缩空气将它推开，形成刚够的气隙，使动子稳定地“浮”在定子面上。所以“动子”要带一根气管通进压缩空气，一根电线通电。气源从储气罐来，要有一台空气压缩机，按需要压空气进储气罐。从储气罐通到动子之前，须先经过气压自动调节器，以保证进入动子的压缩空气压力始终不变。这样，动子与定子之间没有机械磨擦，运动速度达到每秒一米，而两者毫无磨损。以上说的是平面电机本身，要用它来画图，应该有图板，这板应该能使图纸平整地铺在上面不会移动，所以要有吸纸装置，就是在板面均匀布置小孔，用真空泵不断抽气，吸住图纸。整台绘图仪的平面电机是倒挂在上面，图板在下面，形状有点怪。绘图用的笔，必须出墨线条细而流畅，不会因为速度快而断线。朱维衡试了很多种国产圆珠笔，都达不到要求，只好又求美国的老同学王秀山帮忙。在美国买到了合乎要求的圆珠笔寄来，解决了问题。绘图仪靠计算机编好程序来绘图，计算机部分由所第五（计算机）研究室配合研制。经过近两年的努力，绘出了合乎要求的图来。经过院里组织鉴定，达到优质国内创新水平，后来获得科学院一等奖两千元，这在当时是最高奖额了。
此时，日历已经翻到了一九七七年，经历了一九七六年那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新的中央领导人正在引导全国人民投身新一轮经济建设当中去。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九月的一天，秋高气爽。妻子孙华善特意从菜市场买了几只大闸蟹，说要庆贺一下。这是家里的大喜事啊！小儿子朱道亮考取大学了，就要去上大学。朱维衡从心里感到高兴，从未有过的高兴。
小儿子道亮，七八岁时，父母都被隔离审查，他经常受小朋友的欺负，后来由于林彪的那个“一号命令”，又只能将道亮送到苏州的外婆家，因为当时自动化所改名502所，属于国防单位。好在到了苏州，学校里不知道他的父亲是个正在被审查的“特嫌”，只知道他是北京国防研究单位的孩子，学习成绩又优秀，所以很快成了班上的干部。初中时回到北京，学习仍很优秀，也当上了班干部。这期间小儿子学习全靠自己，现在居然考上了大学，朱维衡心里的确十分高兴。同时他也很感激，感激妻子这些年对他的坚定不移的信任和对孩子的生活上的精心照料。还有大儿子朱道一来信说，他也很快就要调到湖南湘潭机械部八院的附属工厂当工人啦！这都是大喜事！自然要庆贺一下。
突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来人是老朋友樊爔培。十多年不见，老朋友已两鬓花白了。
赶上吃饭，两人在饭桌前坐下来。朱维衡拿出一瓶绍兴老酒，给樊爔培斟上，自己也倒了一杯。
“归队了？”樊爔培问朱维衡。
“归队了！你呢？”
“改行了！改化工了，在洗衣粉厂。”樊爔培说，脸上流露出无奈的表情。
朱维衡不再触痛他，他知道樊爔培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也不会有好果子吃，加上……他想起自己被诬陷特务的“罪行”。于是小心翼翼地问道：“那年托我带给陈卫卿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想得起来吗？”
“咳！怎么想得起来呢！我在上海，物资比较丰富，经常有人要我捎东西给他们，谁能记得住呢？你们专案组到上海来调查，我也是这么说的，这怎么能跟吉林化工厂爆炸扯上呢？简直是无稽之谈！就算陈卫卿是疯子，难道我也是疯子吗？我要炸他们厂干什么？这简直是……简直是，那根本就是一次操作失误造成的事故！”樊爔培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
“好啦！老樊不提它啦。”朱维衡劝住他，没敢再说自己所受的委屈。
妻子孙华善端上一大盘橙红色的大闸蟹，放到桌面上，看到两人的表情，忙说：“好啦！两人都出来了，平安就好，来，快吃吧！这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多少年没吃啦。”
樊爔培捏了一个拿在手上，突然说道：“啊！……我想起来了，那是一盒紫阳观的蚶子。陈卫卿是宁波人，最喜欢吃那玩意儿！我让你带给他的就是一盒蚶子”。说完，他长长叹了一声。
一盒蚶子！一包炸药？朱维衡摇了摇头。

庐林

（34）钕铁硼
1979年恢复了朱维衡研究所二室主任的职务。1979年开始研制超导发电机，曾邀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著名教授Kirtley来所里作学术报告。
1980年12月，朱维衡与所里三位同事参加了在美国Santa的超导技术会议。会议期间还参观考察了二十四家美国国家实验室。其中，New Mexico原子弹研究单位Los Alamos公司、San Diego的General Atomic公司，UCLA的超导实验室，Fermmi Lab的超导磁体部份，Aregone National Lab的超导磁体部分，New Haven National Lab的超导磁体回旋加速器，Tennesse Oak Ridge的超导磁体核聚变装置等等，可谓世界一流，真是大开眼界。
1983年，老同事唐任远来找朱维衡，请他主持国际钐钴合金永磁应用会议的电机小组会务。此时的唐任远已调到沈阳机电学院（现沈阳工业大学）当教授了，并且争取到了全国永磁电机研究中心的地位。过去唐任远是朱维衡的得力助手，这次真诚相邀，朱维衡自然是满口答应下来。
开会前，被选中要上台报告的人，集中一个礼拜，先做准备。朱维衡要每一位论文作者做报告，掌握好时间，不讲废话。然后朱维衡提出问题，让他回答，纠正他的英语，使人能听懂。有时要反复几次。经过这样锻炼，报告人胆大了，胸有成竹了，所以会议结束后的评奖会上，电机小组被评为效果最好的。
此次国际会议是永久磁铁应用的学术会议，钐钴合金是当时世界上公认的最好的永久磁铁，由美国某大学的权威专家来主持会议。出乎意料地，会议结束时，日本住友公司的代表上台，宣布他们发明了新的高强度永磁体钕铁硼，远较钐钴合金的场强为高，而价格低廉。这一宣布，震惊了大会每个参加者。
过了三个月，科学院物理所宣布也做出来了，钢铁研究院也做出来了。朱维衡得知后异常兴奋，立刻去两处各买一公斤，试用果然奇妙。钕是17种稀有元素之一，占其中很大份额。原来除钕玻璃等少量用途外，都作为废料处理。稀土往往与铁矿共生，中国内蒙包头附近的白云鄂博，有一座紫色石头大山，寸草不生，是包头钢铁公司的矿石基地。因为此处稀土含量高，炼钢很讨厌它。大量的稀土，成为炼钢的废料，堆积如山。钕铁硼永磁的出现，令钕成了宝贝。除此处外，江西、广东、浙江、湖南、山西、山东等地也有稀土。
以后，朱维衡听说日本人在江西某县，与当地政府签了五年合同，以每公斤十美元，每年购买一百五十吨稀土。朱维衡知道日本一公斤稀土资源都没有，他们发明了钕铁硼，专利二十年，垄断了世界市场，将使我国的钕铁硼永磁产品无法外销。所以朱维衡认为我们不能让日本人无限制获得我们的宝贵资源。于是朱维衡打了一个报告给国家计委，建议控制出口。不想，很快得到计委主任宋平批给副主任朱镕基，及科委宋健主任。朱镕基批复：“请各省计委通知各县不得随便出口矿产资源，国家必须严格控制”。宋健批复：“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发生下去了”。
许多年以后，宋健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会见中国学者时，朱维衡问到稀土问题，宋健很肯定地告诉他说：“控制住了，谢谢你！”
二室的磁浮列车项目，用钕铁硼永久磁铁做了小型试验，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和资料，所里委派朱维衡的得力助手金能强前往日本考察磁浮列车的研究情况。

庐林

（35）磁共振仪
1984年，国家科委组织研制磁共振仪（MRI）。从中国科学院、七机部抽人筹备成立一个组织来筹建。电工所的张超骥和朱维衡，高能所的孔令圻，七机部的董佩刚，及科学院声学所副所长侯自强被抽出来，以侯自强为组长。他们四人在前一年都已讨论过很多次，而朱维衡对此一无所知，却被抽调参加这个筹备组。磁共振仪的磁体可以是超导的，也可以是永磁的。张超骥是搞超导的，二室的周荣琮做过铁氧体永磁磁体，所以他也参加过前一年他们的讨论，但现在却抽调了朱维衡，他没有想到。筹备组讨论，确定成立一个公司，定名为“科健公司”，意思是高科技保健装备的公司。
接下来分几路去实地调查建立公司的地点，包括青岛、天津、上海、深圳。经过比较，确定深圳。于是马上行动，到深圳选址。深圳特区刚开辟不久，与别处很不一样，办事效率特别高。于是看好了蛇口工业区一块地，到管土地分配的办公室，他们拿出地图来，按所选的地块，红铅笔画一根线，不到两个小时，手续就办完了。办事的，都是二十多岁，刚大学毕业过去的年轻人。在深圳办理登记，注册等等手续，分工归朱维衡管，都很顺利，完全与北京不一样。朱维衡前不久为北京群星公司办同样的手续，来回跑了六七个单位，盖七八个图章，还要托人情，说好话，花了两个多月才办成。在深圳，四五天全办完了。接下来就找设计施工单位，由董佩刚常驻在买下的两栋四层公寓房子里，照顾施工，接待陆续派去的职工，成为科健公司在蛇口的总负责人。
在此期间，朱维衡还参加了国家代表团到美国考察。团长是国家计委科技局副局长，团员有国家科委科技局处长，科学院声学所副所长，一行人参观了几家磁共振仪生产公司，购买Technicare公司一台超导的，和Fornar公司一台永磁的磁共振仪，并与Technicare公司商定，派十二人到该公司实习四个月。其次是到波士顿与Analogic公司谈判技术合作。团长根据在国内早就研究好的结论，建议购买什么样机，参观之后，马上与他们签下购买合同，三百多万美金的东西，几分钟就买下来了，可谓神速。在与Analogic公司谈技术合作时，费了一些周折。我们要的是他们已经成熟的，磁共振仪所必需的配套部件，磁体及操作软件由我们自己干，他们当然乐意卖他们现成的产品，但与中国合资，在这时，开放还是刚开始阶段，老板戈登先生非常犹豫，他公开说：“我拿出一百万来，万一将来我们散伙，我能拿到什么东西呢？难道你们把那座大房子割一个角给我吗？我拿了一点没有用”。后来他私底下问朱维衡：“请你作为我老校友身份对我说老实话，到底靠不靠得住？”（朱维衡在MIT当研究生时，他是刚从海军复员，享受退伍军人优待政策，免费进大学而进MIT的一年级新生）。朱维衡对他说：“根据我的判断，这是靠得住的，因为这是国家直接投资，一定要一直办下去的，不会上当。”他这才狠了狠心说：“好，凭你这句话，我就冒一次险，准备这一百万白扔了”。就这样，双方签了合资意向书。
代表团下一个目的地，是旧金山的磁共振仪磁体公司，谈判结果派五个人到公司实习，具体参加一台六千高斯超导磁共振仪磁体研制，做完后与之一同回到蛇口，美方随后跟到蛇口，负责将磁体调出来，总共三十六万元美金，此行可称硕果累累。
次年，国家的第二次代表团又去，进一步与Analogic公司商谈合资细节。这次的团长是国家计委科技局正局长，其余三人不变。谈判合资条款，对方的律师，也是公司的副总裁Soshnick主持，条文繁复异常，很多法律上的专用名词很难懂，全得由朱维衡翻译成中文，让局长、处长研究，提出意见，加以修改，再翻成英文，交给对方，他们提出不同意见，又翻成中文，让局长、处长研究，再提出意见，再翻，这样反复多次，花了很长时间，总算谈完这个合同。随后，又到纽约，洛杉机，旧金山几个单位参观，商谈引进，合作，都没有结果。后来戈登先生带夫人到蛇口，看了工业区发展势头很满意。到北京，参观了声学所、电工所，亲眼看到了中国人都在认真工作，而且都确有研究成果，觉得放心了。朱维衡以老校友身份陪他们游长城，故宫，天坛，颐和园，请他们吃饭，戈登夫人也成了孙华善的好朋友。
戈登先生亲自考察结果，有了信心，就立即签字，合资生效，正式成立安科公司（Analogic Scientific Corporation），生产磁共振仪整机，及其它一些医疗仪器，如胎儿监护仪，超声波检查仪等。他派人担任总经理，我方派副总经理，成立董事会，我方任董事长，戈登先生为副董事长，朱维衡为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也是董事。合同签订不到一年，美国华尔街日报刊载一篇美国驻华副大使写给当时的副总统老布什一份报告，说美国在华企业，因为中国的政策多变，办事手续复杂，除可口可乐和北京吉普车两家赚钱外，全都亏本。当时朱维衡正在美国开第一次董事会，戈登先生抓住朱维衡说，他不干了，投资去亏本干吗？朱维衡赶快去找到那份报纸仔细阅读，那上面谈的确实是事实。朱维衡找到戈登先生对他说，那些都是因为当地政府没有经验，不敢放手，管得太死，其实中央的政策是很明确的，一定要欢迎外国公司到中国投资并给予优惠待遇。我们这个合资公司是国家计委直接拿钱办的，绝不会办不好，一定会赚钱。戈登这才将信将疑，勉强参加第一次董事会，没有提出来不干。
1987年，第一台一千五百高斯永磁体磁共振仪问世，这是中国第一台自己研制的磁共振仪，配套部件虽然是从Analogic拿来的，但磁体与全套软件可完全是我们自己开发的。鉴定会上，大家特别指出，那磁体是最值得赞扬的，因为Fornar公司三千高斯永磁的，重达九十二吨，我们场强稍低一些，但只有三十二吨。后来这个项目获得了国家特等奖。正式投产后，生意非常好。美国经济不景气，九十年代初，Analogic公司所有的分公司都亏损，独有安科公司赚了大钱。后来双方各增资一百万美元，大家赚得更多。

庐林

（36）上海――梦想成真
1987年秋冬，中国国际电机工程学术会议定在北京举行。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指定由中科院电工所主办，清华大学协办。作为国际电工技术标准化中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理事的朱维衡，被定为大会主席。会议筹备组基本上由朱维衡二室的同事承担。大会会期八天，应邀参加的有十几个国家的近百名外国学者和国内的专家学者共四百人参加。自始至终，主持这样一个国际会议，朱维衡百感交集。看到许许多多电机专家和年轻工作者的科研成果，特别是改革开放各科学领域日渐广泛的学术交流以及国际间的合作，更让他对中国的科研发展充满了信心。会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宴请全体中外代表，张劲夫代表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理事长李鹏总理出席致贺。
不久，德国西门子公司找Analogic公司（西门子公司赚大钱的第一种磁共振仪，就是由Analogic公司提供电子部件的），商谈与安科公司合作生产永磁式磁共振仪，因为永磁式价格比超导式低得多，市场更大。戈登先生就要求朱维衡他们参加。于是朱维衡和董事长，副总经理，三人同赴德国西门子公司医疗仪器生产中心所在地Arlangen，参加Analogic公司（Gordon与Soshnick两位先期到达），与西门子公司谈判合作问题。安科公司准备的是与西门子公司全面合作，但西门子公司有兴趣的，只有朱维衡他们的永久磁铁磁体，朱维衡成了他们集中注意的一个，其他的合作问题根本不谈，弄得其他四个人都很不开心，而且西门子公司财大气粗，态度傲慢，分明是想吞并我们的永磁磁体技术，朱维衡当然不能同意，结果不欢而散。后来朱维衡才知道，西门子公司在北京的分公司，用高薪将北京医疗仪器厂的总工程师请去，又请到内行在北京自己研制永磁磁共振仪。安科公司面临强大的竞争对手。
1987年末，在结束了主办国际电机会议及从西门子公司回来后，朱维衡接到了所里要他退休的通知。朱维衡此时已经六十八岁，他从电工所和安科公司退休了。
然而，朱维衡还有许多事没有做完。他仍然坚持一些项目的研究和试验。
他回到科健公司在北京的永磁磁块加工厂，几个人支起一个小摊子，设计了三分之一大小的完全采用钕铁硼永磁的三千高斯磁共振仪磁体，自己动手安装。由于在此之前，朱维衡曾经在这里独自一人做了一台五分之一大小的筒式铁氧体永磁磁体，但运到深圳时发生机械破损无法测试，所以朱维衡坚信虽然此地条件极其简陋，但是完全可以做出意想不到的成果的。
事后，朱维衡证明了他的判断：三千高斯钕铁硼磁体，按一比一尺寸做出来，效果很好。重量大大降低，价格并不比铁氧体的高多少。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台钕铁硼三千高斯磁共振仪。朱维衡十分欣慰。
1991年6月的一天，朱维衡突然接到美国驻广州领事馆的通知，要他6月24日到广州办理移民手续。那是九年前，大姐朱纯在美国申请朱维衡移民去美。事隔这么久时间，朱维衡几乎忘了这件事。是留？是去？
妻子孙华善主张去！理由是两个儿子已经先后去美留学和定居，朱维衡也已退休，可以轻松一点了。
可是朱维衡却犯了难。他想，虽然自己办理了退休手续，但他身体还很好，还能再干几年，更何况现在的科健公司正在稳步发展，有很多项目需要人去做。尤其是永久磁体的研究，作为磁浮列车的最重要和最核心的部分，可以说是他一生的梦想和追求，在这个时候他怎么能够离开呢？
一连几天，朱维衡都茶饭不香。妻子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一天晚饭时，孙华善对他说：“我知道你还不想走，可是你早就退休了，让别人去干好了。加上孩子们也都在外面，一家人可以团圆了，享享天伦之乐，有什么不好？你忘了你吃的苦还少吗？”说到这里孙华善停住了，她没再往下说。
朱维衡放下手里的筷子，说道：“那不是过去吗，现在好了。”看到朱维衡没像过去一说到吃过的苦头就不开心，孙华善这才小心翼翼地说：“其实你是放不下你的研究，你要想继续干，在哪干都一样，你不是说科学技术是无国界的吗？只要你身体好，你要工作我不会拦你。”朱维衡抬头看了孙华善一眼，没作声。
孙华善又说：“哦！我忘了告诉你，戈登先生昨天打来电话，说欢迎你去他的公司上班！这样好了吧，一到美国你就可以马上工作，这还不满意？”
朱维衡看着孙华善说：“怎么不早告诉我呢？”说完拿起筷子夹了菜吃了起来。
不久，朱维衡告别了科健公司，告别了北京。于1991年7月20日抵达美国旧金山。
7月27日到达美国东部城市波士顿，住在大儿子朱道一家里。
7月28日，老朋友戈登先生设宴，邀请朱维衡一家人出席。并约定三天后请朱维衡到Analogic公司，正式邀请朱维衡参加他公司工作。8月15日办好入职手续，16日朱维衡就与正在和戈登先生谈合作的英国公司一起谈判。这家公司有用永久磁铁做局部磁共振仪的设想，想找Analogic公司合作，但他们不会做磁体，戈登先生也不会做磁体，所以他想吸收朱维衡，为他增添做磁体的能力。朱维衡了解到他们设想的东西，与过去做过的完全不一样，必须从头设计，朱维衡接受下来，参加了Analogic公司工作。8月19日正式上班，从头设计，从加拿大弄到现成的软件，进行计算，画图。刚完成，戈登先生对朱维衡说，合作取消了，因为英方要占一半好处，我们不干了。接着，戈登先生要做移动式CT，组织二十个人，七个月完，成本不超过六万，准备卖六十万，安排朱维衡承担驱动电机的选定。此后，他每星期一第一件事，就是召开CT技术讨论会，朱维衡广泛收集各种电机性能资料，选择比较符合要求的几种，要样机来做试验，等整机的机械制造出来，配上朱维衡选用的电机试运转，做详细记录，比较不同的电机，以便最后决定。朱维衡认为最好的还是力矩电机，但戈登先生认为太贵，一定要找便宜的，但找来找去，性能总是不够理想，最后还是决定用力矩电机。不过与Inland公司谈判，协议每年采购不少于一百台，他们同意打很大的折扣。朱维衡按时完成任务，别的部份拖后了一个月，总成本也超过了六万元，但戈登先生卖出六十万，利润还是够高的。飞利浦公司买了他的专利，挂飞利浦牌子，仍在这家公司生产。行销全世界。
1991年8月22日，朱维衡得到邀请函，邀请他出席在纽约州Saratoga Spring召开的美国磁浮列车论证会。主持会议的是美国交通部的颜明宏博士。会议论证的方案很多，不过全都是超导的，而朱维衡提出用钕铁硼永磁磁体，可以大大降低造价。但并未引发关注。
颜明宏对钕铁硼有兴趣，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永磁，问了朱维衡很多问题。以后又多次联系，想与科健及Analogic公司合作，扩大永磁磁共振仪生产，并到Analogic与戈登和Soshnick谈合作，但他的计划很不具体，他们认为不可合作。科健公司还写了一份合作设想，很具体，很详细，可是颜明宏说能获得世界银行拨款，但也并无保证。所以朱维衡陪他忙了很长一段时间，毫无结果而散。不久，颜明宏说他要与他父亲一起去北京，希望朱维衡在北京与他见面，他想去看看朱维衡所里搞的永磁磁体情况，到深圳看看科健公司情况。朱维衡本不打算那么早就回去，他这样要求，只能改变了计划，与他同时走，在北京带他参观了电工所的永磁磁体实验室，与原来的同事一起吃饭座谈。他谈的经费来源，仍旧是世界银行，但提不出可靠证据，所以大家都不敢相信。
接下来的几年里，朱维衡仍然情牵梦绕他的“飞车”——磁浮列车研究。
他经常在想，如果真能像1974年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陈久明讲的那样，铁道部与科学院合作，大力开展磁浮列车的研究，可能中国很快就会建立自己的磁浮列车线。可现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铁道部没有参加磁浮列车研究项目，而是新成立的上海磁浮交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单位在干，中科院不过是参加单位之一，与铁道部完全无关，铁道部这么实力雄厚的单位反而成了磁浮列车的强大反对派。磁浮列车大发展的大好机会，被连续不断的争论所耽误，实在是太可惜了！
好在朱维衡退休后的电工所二室，无论是接任时的顾国彪任主任，还是后来的徐善刚、金能强任主任，他们都不遗余力地坚持新型发电机和永久磁体的开发和研究，这些以前朱维衡的得力干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延续了二室的成就和光荣。
终于，磁浮列车研究在国家攻关项目里立了项，并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正式提出开展磁浮列车研究的建议。1998年6月，朱镕基总理在全国两院院士大会上提到：“京沪高速为什么不用先进的磁浮列车？”于是才促成了上海三十公里首条商用磁浮示范线的建设。
这期间，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已与中科院电工所合作，研制出直线感应电机驱动的磁浮列车；西南交通大学也做出了两种磁浮列车；大连做出了比较特殊的永磁磁浮列车，等等。
2003年1月1日，世界上第一条磁浮列车商用示范线在上海正式通车运行。六十三年之前的一位中国青年在大学发表“飞车梦”，在同一个城市上海梦想成真！朱维衡抚今追昔，不由得心潮澎湃，老泪纵横。
中国建成世界上第一条磁浮列车线，世界掀起一阵磁浮热。大多数的议论都是认为它的造价太高，不能推广。朱维衡收集了许多磁浮列车文章、专利等资料，写了一篇关于四种磁浮列车设计比较的文章，说明造价并不是非得像德国或日本的那么高不可，而是完全可以像轻轨铁路一样，甚至更低，并列举了美国正在进行研制中的两种设计相比，应该是切实可行的。他们采用的方法是缩小车体，减轻重量，单车运行，从而大大减轻导轨本身重量和对精度的要求，造价也就大为降低了。其实际运载量却并不见得比重型列车小，因为像公共汽车那样，灵活性比重型列车好，可以一辆接一辆运行。而重型列车的控制系统很复杂，两车之间必须要有相当长的间隔时间，以确保足够安全的两车之间的距离。如此算来，在同一时间内所能达到的总载客量，轻型车未见得小于重型列车。值得一提的是，小车能一辆一辆接着来，旅客不用等很长时间就能坐上车，既节省时间又节约能耗，大家高兴。客流量小时，还可以减少车次，降低运营成本，不像重型列车坐不满人，时间一到也得开。朱维衡将这篇文章给了在美国的几位学者看，他们中有人就建议参加2004年在上海召开的第十八届国际磁浮列车会议。朱维衡接受了这个建议，增加了第五种磁浮列车设计参加比较，与正发生浓厚兴趣的大儿子朱道一合作，由他撰写控制部分。因为他搞过很多控制工程的计算机软件，而且在美国的磁浮列车研究单位工作过一段时间，相当有想法。
2004年10月，朱维衡和朱道一共同出席了上海的第十八届国际磁浮列车会议。他们的文章在会上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和关注。译成中文后，2005年上海磁浮交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出版的《磁浮交通》第一辑，正式发表了这篇文章。
2005年日本名古屋世界博览会，朱维衡特意去看看他们的磁浮列车，没想到他们号称车速超过500公里的超导型磁浮列车，在展览会上竟然是放在地上不会动的，只能让人进去走一圈，看一下他们测试时到了500公里的录像；另一种低速常导型磁浮列车是在运营，但水平远比上海的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