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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冬天,是故事的温床。
一个草垛,或许就是一个暖窝。
在我的记忆中,没有大草垛,以及草垛的故事。
但我记得稻草棚。晒干的稻草,一捆捆抛上棚架,颤颤地叠成我们的金字塔。
这样的金字塔,不高大不结实,但棚下拴着的几只牛,仰头就找得着温饱。
我想,如今我也该搭一个草棚,不养牛,只图自个儿好生咀嚼。
你别光顾捂着嘴笑,得空也来添添料哦。
18
请让我好好写下你的姓名——赵澄卓。
那年代流行的尊称是同志,不像现在时兴称老师、先生,所以我从一开始就叫你“赵同志”,现在也还是沿用这个称呼吧。
赵同志,你是第一个正式指导我写作的人。虽然我口头上没说,心里却一直尊你为我写作的启蒙老师。
应该是在1978年的某一天,下午出工前,你来到我的宿舍,询问我的写作情况。你说,听人说我几年来都在坚持业余创作,想看看我的作品。
虽然是第一次接触,但我认得你。你是场部资料员,年纪与我父母不相上下,个子比我还矮小,是个左撇子,连自行车链盘和车铃都是反着装的。我还知道,你是陆丰县当时仅有的两个省作协会员之一。在我心目中,省作协会员可是无比尊荣的称号。你的垂询,令我受宠若惊。说实话,我那个时期的写作练习,完全处于“地下”状态,写的都是些给朋友们看的东西,均属牢骚之作,压根就没想到要摆上台面。我非常珍惜这向你请教的机会,很想拿出习作呈交于你。但是,我拿什么给你看呢?那些牢骚之作,是见不得光的!我急得满头大汗,手足无措。
此时你展示了长者的宽厚。你没有丝毫的不悦,温和地笑着,转而问起我平时看些什么书,喜欢哪种体裁等等。于是,我对你透露了隐藏已久的雄心壮志——用十年的业余时间,写一部二、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
你还是笑着,告诉我,志存高远是好事,但写作要循序渐进,写长篇小说要耗费巨大精力和时间,而构思故事和编排情节,需要长期的生活积累和写作练习,一个从未写过其它体裁的人,一开始就扎进长篇小说去是不明智的,花上十年八年写上一大堆,到头来要是不成功,岂不是很冤枉?最好是从小短篇幅练起,练好了基本功,再写长篇……
由于你态度和蔼,言语朴实,我一下就听进去了,茅塞顿开,连连点头,答应过些天写点东西去向你请教。
我要出工了,你也就结束了谈话,叮嘱我写出作品来就去场部找你。那时,刚好场部从后龙转设在木坑,离食堂不远。
赵同志,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了解到我在练习写作的,也不知道你掌握的都是些什么情况。或许,你已经知道我是个孤僻的人,所以你不是叫人传话,而是亲自下来找我谈话。
你这一次探访,这一席谈话,对于我来说,无异于一个转折点。
此前,虽然我早早确立了文学理想,立志当一个作家,却是纯属个人的事,是在暗地里进行的,自己冥思苦想,偷偷摸摸地写下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断,悄悄地在朋友间传阅。与你一席谈,我才恍然大悟般想到,写作要考虑到社会效应。一个作家,用心血创作的作品,是要面对全社会的,所以,下笔之前,要慎重考虑主题、题材,要注意是否有积极意义……
是的,自此开始,我无形中就有了“公开发表”的意识。虽然我还以野草自命,不屑于充任当局宣传机构的传声筒,但却认真思考了写作动机的问题,认识到不能为泄私愤、发牢骚或表达儿女私情而写,应该在忠实于自己思想的基础上,写出可以合法生存的作品。当时的政治氛围,已有所缓和,虽谈不上言论自由,却也不再是一片肃杀了。我应该可以通过艺术形象来表达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思考了。
一旦认真去写,才知道自己还没有入门,压根就不会写。
我煞费苦心写了两个星期,才写出一篇几千字的短篇小说,用那种有横线的的信笺抄好了,拿去给你看。然后,在忐忑不安中过了一个多星期,才又去听取你的意见。虽然你的宿舍就在食堂附近,走几十步就到,但由于我生性孤僻,这一小段距离却很难逾越。我每次去找你,都要拉上一个人作伴,而人家又不喜欢文学,我哪好意思老拉着人家去听这枯燥乏味的话题!
你为我指出了习作的不足,主要是故事情节太平淡松散,且缺乏合理性。你还说了一些最基本的常识性的东西。比如,稿件要用三百格的标准稿纸抄写,不能为节省纸张而密密麻麻抄在信纸或白纸上,因为那样编辑会嫌麻烦而不认真看,也不好统计字数。你还告诉我,如果想在报纸上发表,最长不能超过三千字……
我把稿子拿回来修改,却总是不得要领,越改越没把握。新写吧,十天半月也憋不出一篇来。那段时间,我对自己是否适合写作有了怀疑。
我觉察到,自己的主要问题在于缺乏生活。一到构思情节这骨节眼上,我阅历浅、接触面窄的缺点就暴露无遗了。为此,我曾考虑过,是否改变主攻目标,改写文学评论。因为,我性格上的孤僻局限了我的生活圈子,不外出走动,不主动接触人,甚至于禁锢自己的情感,这些都不利于生活积累。而我在辩论中显示出来的思辩能力,让我觉得如果搞评论的话,或许有所作为。但是,后来我还是否定了这个想法。因为,我想到了另一方面的条件——学识。我知道,搞文学评论,必须有丰厚的阅读面,有了丰富的知识,才可能具有精准的鉴赏能力。我细想自己活到二十来岁,总共读过多少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少得可怜!这不是我想补就补得回来的。两相对比,如果我要坚持自己的文学理想,还是搞创作比较可行。
于是,我坚持了下来,陆续写了几篇,并且都送去请你看。
你不厌其烦地为我评析。赵同志,其实你也不是很会说的人,但我能从你的话里,得知习作的缺陷所在。我之所以敢于多次登门拜访向你请教,主要就是因为你平实质朴,不会让我惊恐和紧张。我感觉得到你是在真诚指点我,没有故意横挑竖剔,也没有随意敷衍,你没有急于鼓励我而夸赞我有进步,更没有信口开河给我的写作画个美好前景。但我一次次拿回你不认可的稿件,却从不曾心灰意懒,只会想着怎么去修改,怎么再写新的。
后来,我调离了木坑,到胡椒队去了,也就少有机会去向你讨教了。但我还坚持经常练笔,主要练习写杂文和短小说。
1979年,我写出了属于“伤痕文学”范畴的短篇小说《教鞭之伤》,这是我那个时期写得最长的一篇,近万字。我找了个机会,送到你那里。这一篇,得到了你的肯定。你说,基本可以了,但还得改改。大概是看我不得要领,你让我把稿子留下,说看看能不能帮我改改,然后投出去试试。
啊,这真是太好了!倒不是因为你说可以投出去试试,而是你说基本可以了,而且愿意动手帮我修改!我看过你的手稿,十分方正的字体,通篇文字每一个都同样大小,同样端正。你的作品,多是反映现实生活、侧重故事情节的短篇小说。你擅长的,正是我短缺的。如果你动手为我改稿,将是最切实的示范。我相信可以从中琢磨出一点什么来。
但是,过了很长时间,我最终没有等到我最想要的结果。我又一次去你那里坐时,你把稿子给回了我,说下不了笔。那段时间,知青场发生很大变化,不久就是知青大返城了,你们这些干部也面临重新安排。我没有多问,也没有多说。我本来就不擅言辞。
我想,也许是知青场的变动影响了你的心情,无法静下心来改稿。也许是我没有明确表态,你拿不定主意该不该替我改稿。也许是你真正下笔改时,发现两人的笔法大不相同,无从改起……
但无论如何,我还是衷心感谢你。赵同志,相信你也感觉得到我的感激。
后来,陆丰良种场解散,知青归线安排,我回到家乡甲子教书,你到了县计委工作,我们就很少见面了,但我写了东西,还会寄给你看看,你也照样给我提意见。
1982年,我开始在《汕头文艺》和《汕头日报》发表散文。记得那年暑假我和林苗去县城时,到县计委找过你,想向你报告发表作品的好消息。那天,你一见我,就大声说:“我看到了,看到你的文章了!刊物、报纸都看到了。”很快,你从办公桌抽屉里取出登载着我那些文章的报刊,递给我。这一刻,我从你灿烂的笑容里,看到了为师者的欣慰。那是最纯粹最温暖的笑容。
赵同志,我敬重你。不仅仅因为你指导过我,更因为你端正的品行,对师道的维护。你引导我走向文坛,进入主流文学阵营,却不让我沾染文人的种种恶习,也让我远离那光怪陆离的丑恶。虽然你没教给我太多,也没替我搭桥铺路找捷径,甚至可以说相当保守相当迂腐,但你的保守迂腐却最大程度地保护了我,维护了作家这个称号的美好。很难想象,如果我接触的第一个作家是个急功近利者,或是热衷于交易擅长权术者,我是否还会终生走在文学路上。
我很庆幸,当我在文学之路起步之初,遇到的引路人是你,而不是别人。虽然我从练笔到发表作品,用了八年时间才跨越这道坎。但事实证明,“老实终久在”,踏踏实实打好基础,经历足够的磨砺,才能走得长远。
我到惠州工作后,还与你保持着书信联系。再后来,你退休后好像是回老家安度晚年了,也就失去了联系。但我相信,你一定会生活得很好、很滋润,因为你是好人。
赵同志,希望你能看到我这文章,祝愿你脸上的笑容还那么温暖如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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