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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与绿,不在花叶之间;凉与热,不在冰炭之间;喜与悲,不在言语之间。
晨钟暮鼓都是岁月的福音,常常飘然而至,也常常悄然而逝。
飘然而至的,未必就是轻浮浅薄的。悄然而逝的,或许就是可遇不可求的。
如果我告诉你,曾经看见过绿色的火焰,你相信吗?
“……说实在,我是不喜欢你这个朋友的,不喜欢你的思想、为人、性格。你的人生观是灰色的,社会上诸多事物,你只看到支流……你的为人古怪,有很多地方是不近人情的……你的性格孤僻至极,高傲至极……袁鸿钧1982.9.14”
袁老师,原谅我一开笔就先抖落出这一段,谁让你说我古怪不近人情呢。
论年纪和资历,我们都应该算是忘年交了,是由一个错误信息开始交往的。那是1981年初春,我突然接到你的来信,说是听说我想插班读中文函授,你很乐意收下我这个学生云云,署名是完全陌生的袁鸿钧,插班读函授更是我压根就没想过的事。我看得莫名其妙,见信是从陆丰师范寄出的,就到教研室里向在陆丰师范读过书和正读函授的同事打听。原来,是我大舅(也是我同事)摆的乌龙。他是你授课的中文大专函授班学员,大概觉得我弄个大专文凭有利于以后转正(当时我是民办教师编制),就自作主张地向你提出来,同时说了我一些情况,诸如古怪孤僻、热爱写作等等,你听后很感兴趣,爽快答应了,见我迟迟没有动静,就主动发信来“招生”。我大舅以为是替我办了件好事,所以没有征求我本人的意见——插班的好处是至少省了一年时间啊,可以争取早点转正。我并不领情,说就是要读函授,我也要读本科的。陆丰师范毕业的两位女同事倒是叫好,跟我说你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而且对写作也很有研究。于是,我给你回信,客气而冷淡地表示:我没有想过插班读大专函授,不过,倒是愿意就文学创作的问题向你请教。
一天,我正在批改学生作文,陆丰师范毕业的女同事常娟在我宿舍门口,用很兴奋的口吻说:“看看,是谁来了?”我抬眼往外看,就见到了你——瘦小、黝黑的中年男人,一边跨进门来,一边大声笑着责怪常娟暴露了目标,说本来要让我猜猜的。你说话频率很快,由于说得太快了,有些字反而打了结要重复好几声才说出来,声音之洪亮恰与你的身材成反比,说话中间不时爆发一串串大笑,你一进门,声浪似乎就要掀翻我那小屋了。奇怪的是,上次林政委在这里大声说笑,我是保持缄默,让他唱独角戏说个够,这一次却是受你感染似的,竟大声跟你抢着说话。初次见面,我们就一见如故,交谈甚欢。分别时,你带走了《野草荆棘》。
也许真的是命运冥冥中自有安排,老天对我确实眷顾有加。
袁老师,你的到来,恰恰填补了我在文学理论方面的空白。你虽然并非文学圈内人,但毕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山大学中文系高材生,而且长期从事大、中专的中文教学,鉴赏能力和评论能力都令我辈业余爱好者望尘莫及。更难得的,是你有一颗爱才惜才的热心,且乐为我师。
你回到陆丰师范以后,“一口气读完了”《野草荆棘》,先写信谈了读后感,过几天再托人捎回集子及铅笔书写的各篇点评。你指出我的散文(我当时自称为杂文,你认为应称散文,以免与政论性杂文混淆)和我的为人一样带点刺,哲理化,但铺不开,建议我多读读秦牧的《艺海拾贝》。你认为我小说写得比较好(当时多数人都认为我散文写得比较好),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都还不错,但文采不足,语言尚欠简洁,推荐我多读王蒙的小说。纵观全集,你说喜欢《记忆之芒刺》和《教鞭之伤》。
你告诫我:“沉住气,再沉着点,什么书也看看,什么体裁也写写,什么人也多接触一下。”袁老师,你这些训示,我基本上都很好地贯彻实施了——几十年来,我真的是沉着再沉着,一沉到底;什么书都看,五花八门,抓到什么看什么(数理化除外);什么体裁也写,小说、散文、诗歌、散文诗、评论、小品、相声、话剧、歌舞剧、电视剧……文艺体裁中,大概也就曲艺这一块我尚未涉足。但对最后一条(什么人也接触一下)却置若罔闻,而这恰恰是你对我最不认可之处。嘿嘿,要不,后来怎么会惹得你说了那么多不喜欢呢。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如果我能什么人也多接触一下,那就不是古怪孤僻的人了。不过,也真亏了你这些训示,我做到了前面那几条,也就慢慢地把“一位有个性的作家”熬成了。
不过,我知道,即使你有再多的不喜欢,我这个假学生所得到的偏爱,还是足令你那些正宗学生妒嫉。从1981到1984,那三年多时间,我们写了多少信啊?十天半月一来回那是较疏的了,有时是一周两封,可惜我没有全部保存下来。你喜欢用八开白纸对折起来,当两张十六开纸来写信,说是那样感觉不受拘束,而又舒畅。你还分别使用钢笔和铅笔来写不同的文字,钢笔是正经写信,铅笔是写一些批注、评议,或者是你自认为可以随时擦掉的文字。其实,即使是用铅笔写,你也写得很认真,只是更开放些而已。除了写信,你每次来甲子,都会到我那里坐谈,两三个小时一晃就过去。哈哈,请吃请喝,陪着看电影、散步之类的,是你那些学生,你却总是把整块的谈话时间安排给我。我有时暗想,你的学生们当时是不是恨死了我?
你对我习作的批注,非常具体细致,字词乃至标点符号的错误,无一遗漏地指出。但更多时候,你是热情洋溢地鼓励,甚至亲自操刀修改,或提出具体修改建议。比如《记忆之芒刺》,你在充分肯定之余,指出结尾不好,太过低沉消极,你还亲笔写了一段文字,给我另一个版本的结尾,让我参考。我就是参照你的版本,综合其他人的意见,拓展了思路,将原结尾那句“此刺不烂,此恨不消!”去掉,添上一个“光明尾巴”:“我又在山野中奔跑……顿时,我带刺的心坚实起来:抱着奇丽的鲜花,再到那花店去……”如此一改,整篇文章的立意就大不相同了,怨气和恨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斗志和信心。我想,如果不是这样修改,这篇文章不一定能够公开发表,更别说获奖了。
袁老师,与别的师长不同的是,你对我的习作,不仅仅是评议、指点,而是以多种形式参与其中。给《记忆之芒刺》续写结尾,只是一个开始。此后,特别是我创办《萤光》之后,你读到我的新作,都会第一时间作出反应,或是唱和,或是评论,或提供素材,让我写小说,写出来了你再来评论。
《萤光》刚开始是八开油印小报,上面有我的散文、小说、诗歌习作,你大概是觉得我诗歌写得不好,又不忍直言打击我的信心,就写了同题诗,亲自出马演练示范,而对我那稚拙的小说《泉水叮咚》却颇为赞赏,还讲了你刚刚听说的一个现实故事,详细谈了你的设想,建议我写成小说。我据此写了《绿白交融的海》,甲子多数文友认为此篇和我当时的身体一样,显得非常单薄,很是虚弱,气若游丝。你却热情洋溢地写了评论文章,在指出缺点的同时,给予充分肯定,紧接着又提供了一个你亲身经历的生活素材,让我写成小小说《请——叫?!》,同样也写了热情叫好的评论。当时,人们大多看好我的散文,只有你力挺我的小说创作。说实在的,如果不是你一直鼎力支持,我很可能会放弃小说,而集中精力投入散文写作。那么,如今也不会有我这个文学的“全能战士”存在了。
更特别的是,你不像别的老师、前辈一样,只关注我的写作。你所关心、过问的,是全方位的,涉及我的工作、生活、感情等等。或许因为你只有儿子没有女儿,所以对女生更为关注吧,我同事常娟就是你在陆丰师范认下的干女儿,你对她也是从学业到事业、婚姻都关心的。我虽然既不是学生也不是干女儿,但我还是感觉到你是把我当女儿一般关爱,包括你对我多次激烈批评所体现的“恨铁不成钢”的热切。
你对我在甲子人际关系的紧张(尤其是我与父母家近在咫尺却不回家吃饭)很忧心,曾在信中借批评别的文友之名,狠批了我一顿:“甲子是个好地方,我是外地人,还喜欢甲子,你为什么不喜欢?爱国是从爱家乡开始的。”因为怕我关起门在小房子里“开小灶”,饱一顿饥一顿搞垮身体,你多次写信苦口婆心地劝导我,还精心策划了一次“归家谈判”,亲自和常娟一道,押解一般地陪我回家吃了一顿午饭。
我清晰记得,你写信说为未能说服我回家吃饭深感遗憾,也曾与一些人探讨、分析过我与父母关系恶化的问题,但结论都是不解之谜。再次来甲子时,你当面谈起这个话题,对我与家里的僵局非常不理解。我知道你不了解甲子的人情习俗,也无法明了我与甲子人甚至是家人的矛盾冲突之所在,不愿你为此纠结,心想还得让事实来说话,就提出——如果父母愿意接纳、安顿外婆,我就回家吃饭。我对你扼要说了外婆在几个舅舅家受排斥、虐待的惨况,说了我家有空余房间和充裕经济条件,足以解决外婆的食宿。你听后,毫不迟疑地赞成我的提法,并且认为我父母一定会赞同。于是,你多方疏通,先让我大舅给我父母传了话,再叫上常娟,信心满满地陪着我到家里吃午饭去。吃饭是走过场,重要的是饭后喝茶,“归家谈判”就在喝茶时进行。你和我父亲一开始谈得很融洽,有说有笑的,然后你切入正题:“李勤有个小小愿望,如能实现,就愿意回家吃饭。”父亲笑着说:“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家里尽量满足。”于是你就说出了我的条件——“接外婆来家里住。”此话一出,父亲当即脸色大变,断然回绝:“别的好说,这事免谈!”你大概没料到我父亲会有如此反应,一时间愣住了,向来健谈的你,竟不知该如何继续谈话……
你还为了说服我放弃独身主义大费周章,接连写了好几封信,从正反两方面对我进行劝导,煞费苦心地为我描绘了一幅浪漫场景和一个才华横溢、年轻有为的男朋友,催促我跳上春天的马车追赶幸福,你甚至还曾经“请一些年轻朋友和甲子的领导来帮助”我(但没有人敢领这个任务)。可惜,冥顽不灵的我一再辜负你的好意,最终未能如你所愿,与你心目中的伟丈夫缔结良缘……
袁老师,你也许不知道,你对我的影响有多大。你曾经不无沮丧地写道:“我是理论不过你的,因为在笔战中,还是你赢了。”但争论归争论,我依然十分尊重你,非常在乎你的看法。虽然在做人方面我对你并非言听计从,好像常常与你争论不休,但嘴(笔)上逞强的同时,却也在一定范围内暗自修正;而在写作方面,则基本上是从善如流的。
我从常娟等人那里知道,你曾遭受过命运的严酷打击。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进牛棚受批斗是常事,当“右派”当“黑帮”当“牛鬼蛇神”也都不稀奇,但你不仅仅如此,也不是像林老师和我父亲那样进看守所蹲上半年,而是被以反革命罪判了徒刑,在劳改场真正服了几年劳役的——那也是你的皮肤显得异常黝黑的缘故。但是,所有的沧桑,都被你爽朗的笑声所淹没。我看到的你,简直就像一团跳跃着的火,永远是那么激情澎湃、活力四射,在你面前,我时常觉得惭愧,为自己的暮气沉沉,为自己的萎靡不振。我在《夏天的凤凰树及其他》中这样描写过你——这是一个熬过风霜的人。但我惊异地发现,他有着充沛的活力和热情,更有一颗年青的心。当时,他兼了好几个班的课,工作量是一般老师的几倍,可他打球、看电影、个别辅导,一样不拉,甚至还能抽空出访,依然是那么笑声朗朗的。他很好笑,而且笑得很有感染力,连我这样沉默寡言的人也会跟着大笑起来,并不自觉地变得好说好动了。特别是,他不像和他同样经历的人那样地大谈过去、发牢骚、抨击现实,而是快快活活地工作、娱乐……使我不得不口服心服地承认他是比我等青年人更像青年人的“正牌青年人”。我觉得,他就像夏天的凤凰树一样,令人记不起冬天的萧条,而让接近他的人也受他的感染,也添了生气活力。
是的,我佩服你过人的旺盛精力,我敬重你笑对魔爪的气量。其实我从你身上学到的,正是这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由于我性情沉郁,又沉默寡言,常被人误认为悲观厌世,你也没少为此批评、教育我,特别是极其注意我习作中的灰暗成分,以致我一度怀疑你是否“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后来接触多了,我确信你是从心底里热爱生命、珍惜时间的,你总是以极大的善意去理解别人,而没有丝毫的阴暗心理,即使受了委屈和打击,也不愿意宣扬出去影响旁人,而是悄悄地自己消化掉。你主张,文学作品要发挥积极的社会效能,要促进社会的进步和风气的改善,而不是相反。
你一旦发现我作品主题低沉,就猛敲警钟,用你的话说,是“用甘草治病是不够的,需加一味黄芩。”但你并不固执己见,而是“你坚持你的,我坚持我的,无输无赢……人,各有各的道路,乐曲千千万万,尽管调子旋律不同,都可以成为优美的乐章。”我写《飞鸟歌》初稿时,某些文字表达上模糊不清,加上你太累、看得匆忙,以为又是无病呻吟之作,写信批评一番,我稍作修改,并去信阐述了我的观点,你静下心再读,很痛快地承认了自己误读,立即“将功补过”,以诗歌形式写了读后感《读〈飞鸟歌〉》,大加赞赏。当我写出《小溪流》这样的笔调欢快、主题明朗的文章时,你第一时间一挥而就写出篇幅与原文相当、文字精美的评论文章。
回想那三年,因为有你的介入,原本沉闷压抑的日子,变得是那么有滋有味、活色生香。袁老师,你带给我的,绝不是像你自己认为的那样,只是教书匠的几句老生常谈。你简直就是跳跃向前的绿色火炬,引领着我脱离灰蒙蒙的盐碱地,奔向花红草绿的原野。你的言谈并不深奥,对我也没有太多的启迪,但那份明朗、欢快、热烈,却正是我所需要的,也是我当时身边的朋友们所缺乏的。
我虽然是公认的孤僻古怪,身边总还是有几位朋友的,但正如你所说,是“臭味相投”者。我的朋友们,性情、志趣都与我相差不远,人以群分嘛。就算是原本喜欢嘻嘻哈哈玩闹的活泼者,到了我跟前,也都自然而然地严肃、沉闷起来。也就是你,亦师亦友的袁老师,可以谈笑风生、纵情大笑,并且不令我反感,还能带动我,感染我,让众人眼中沉默寡言的闷葫芦,变成你眼中那个“好像有那么多说不完”的人。嘿,这不能不说是你的人格魅力所致。
那个时期,我写过《夏天的凤凰树及其他》,那是明写你的——夏天的凤凰树,是蓬勃旺盛的,它集翠绿红艳于一身,令人望而心爽神旺。其实,论品性,你更似我笔下的小溪流——你不倦喧唱的是:“奋发、前进!奋发、前进!……”
1984年底,你就调回老家,在东莞电视大学工作直至退休。东莞是改革开放步子迈得较大的地方,生活节奏很快。你我再未能像在陆丰时那样从容的谈天说地了,你也再未为我的习作写评论。但我们还是一直保持着联系,我会把发表的作品寄给你,让你分享我成长的快乐。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封笔沉寂了几年,同时与包括你在内的许多文学师友中断了联系……
2008年秋,我在林苗帮助下找到了你的联系方式,给你打了电话,你居然一下就听出我是谁,还记得那么多事。你还是那么健谈那么爽朗,我们又是抢着说话,而且总也说不完。我给你寄去这些年创作、编印的一些书刊。然后,我们又是电话又是短信的交流起来。哈,虽然你自谦年老了不能上网交流,但我得到了你亲笔书写、邮寄的平信,这是足令当代人眼红的稀罕物儿呢!
袁老师,从你寄来的照片看,你没有太多变化,还是那么健朗,精神抖擞,还有那一脸灿烂的笑。你说,退休后还是很忙,主要忙着两件事——种兰花,练书法。你告诉我,家里种了许多兰花,要费好多心思去侍弄,置身于清雅芬芳之中,感觉生活是那么美好。至于书法,那是你一直喜欢的,以前工作忙没有时间好好练,退了休就潜心用功了。你寄来了《袁鸿钧书法集》——那是你七十大寿时,儿子为你主编出版的,制作很精良。翻开书法集,哗!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篆书、甲骨文,一应俱全,幅幅精美。你儿子在《编后》中说:“其中最为人欣赏的是隶书和行书。隶书圆熟,浑然天成;行书秀美,自成一格。”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最喜欢的是行书,触目就感到亲切。因为,那行书,与你书信中的笔迹一致,真的是自成一格,挥洒自如而气韵丰盈。
我上网搜索,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你竟已经成为中国书画研究院会员了!不由感慨,许多人都发愁退休后没事干,说是只能吃了睡、睡了吃,然后就是等死。也有退了休养鸟种花练书画的,也就是消磨时间而已,谁能像你这样,把貌似平庸的事情,做出别样的精彩来呢。究其实,是因为你的血比别人热啊。你还特意写了一幅书法赠我,写的是“天道酬勤”。谢谢你哦,袁老师,这是赞许也是勉励呢。
更令我喜出望外的是,你又如三十年前那样,很快阅读了我寄去的书刊,同样将评论、点评和书信分开来写,我又见到了熟悉的铅笔书写的对折八开白纸!哈哈,不同的是,你怕我又说你用八开白纸(其实我特别喜欢你这样写信哦),这次特意使用稿纸来写信和评论。熟悉的纸张,熟悉的笔迹,熟悉的语调……这一切,恍如时光倒流,你依然是那个健谈爽朗的袁老师,只是笔下的称呼不再是小萤而是李勤了。
称呼变了,习惯可没变。袁老师,你依然那么认真,那么敏捷,先是在电话中讲一遍(打电话之前先拟提纲),然后回过头再整理一遍,书写为文稿寄来。你的信依然由文及人,谆谆教诲;你的评论依然讲究真、善、美,讲人性,讲形象,讲真实,标题《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海边有座灯笼山〉读后》足以印证。你的评议依然有赞有弹,赞扬中不无鞭策,批评中饱含激励。你的观点依然那么阳光,看看你最后给我的建议和希望——“下农村、居民区、工厂或部队,挂职体验生活,掌握第一手材料,与小说中的主人公共命运、同呼吸;体会第一感受,不要满足于记录别人讲的故事。希望你能写出反映重大主题的、有民族特色的作品来(有民族特色是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要求)。”更绝的是,你还像三十年前那样,末尾不忘写上:“此是铅笔字,如粉笔字一样,可随意抹去。”还划上横线加以强调。
嘿,狂妄至极的我又要抢你的话头了——什么是好人?就是像你这样,燃烧自己的生命,让人生绽放美丽,让人间因之而变得更加美好。
袁老师,你真好!有师如你,真好!有友如你,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