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车梦》 （长篇连载）

庐林

（20）西屋公司实习
很快将要进入第二年的学习。父亲来信说，已经联系好Pesadena的钱学森会寄下一年的学费给朱维衡。
说起来，朱维衡与钱学森还是远亲。此时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身在上海，钱学森要寄钱给他父亲又很不方便，而朱维衡在美国读书需要学费。因此商议，朱维衡父亲在上海付钱给钱均夫使用，而钱学森在美国付给朱维衡美金作学费。免去了往返邮寄的麻烦，也不至于急用时没钱用。
1946年，中国资源委员会和中央电工器材厂，与美国西屋电气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 Corp）签订了一个合作合同在国内新建一个大型电工器材厂，中方需派200人到西屋公司实习。中央电工器材厂派不出那么多人，所以决定在美国招聘。
朱维衡和贺天枢因为在昆明工厂工作过成了首选。中央电工器材厂总经理恽震先生的亲自到访更是让朱维衡不便推辞。随后又派专人来动员，建议朱维衡到西屋公司学习该公司特有的工效研究（Time and Motion Study）理论和方法，也称“西屋法”。这是一项新的科学，有一整套系统理论和实验证明有效的方法，是新建立的热门学科，加上西屋电气公司在国际上的声誉。朱维衡决定抓住这个机会，欣然同意参加。
学年一结束，朱维衡就与张尔逊一同开车去佛罗里达，玩了一下，卖掉汽车，乘飞机抵达匹兹堡，到西屋公司总部报到。
中央电工器材厂委派褚应璜先生为常驻西屋公司代表。他是中国电工界老前辈，1931年上海交大电机系毕业。中国第一台电机就是他做的。他安排好朱维衡这批约三十来人，住进电工厂买下的一幢大房子，开始分批地培训和实习。
朱维衡首先参加了西屋公司内部举办的工效研究训练班，一共四个学员，两个是西屋公司的青年工程师，一个是墨西哥派来的工程师加上朱维衡一个中国人。训练班严格按照工效研究的理论，从理论的推导到具体的实验论证，让参加培训的人全面体验工效研究的过程，掌握第一手资料。首先要站在工人边上熟悉他的动作，然后拿起记录板，在记录纸上记下每一个动作的时间，记录板上部装一只秒表，这表是特殊的十进制，一分钟分成一百份而不是普通那六十份，所以每个动作记下的都以分为单位，计算很方便。这要经过一些练习，才不会记错。下一步是分析记下的动作，发现不合理的动作，那往往是由于工位布置不合理，造成工人浪费时间在不必要的动作上，或过长的运动距离，改变一下工位布置，就能缩短时间。调整工位布置和动作轨迹使之合理后，确定每个动作合理需要的时间，加在一起，就是加工这个工件所应花费的时间。这是一般工人毫不费力都能达到的时间，就定为标准时间定额，作为计件工资的依据。工人只要稍加把劲，谁都能超过定额，就多得工资，所以又称为“奖工制”。西屋公司采用这套制度后，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工人收入也会普遍提高，皆大欢喜。这样，每个车间的Time Study Man成为重要人物，工作不能出错，如果时间定少了，工人不答应，定多了，老板吃亏，更要炒你鱿鱼。担任这项工作久了，对每个工件加工细节自然非常了解，所以往往会被提升为车间主任，或制造工程师。朱维衡的任务是还要到几个不同工厂和部门实际操作，去亲力体验研究，朱维衡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通常实习期是半年左右，一批结束后再派一批，而朱维衡的研究实习要有一年多时间。
这段时间对于朱维衡来说，是充实而愉快的。他仿佛感觉到从未有过的轻松。
在匹兹堡的大房子里，通常是住得满满的。朱维衡被选为这幢房子的经理，还选了一位叫汤永谦的做为娱乐干事，负责安排每个周末的活动。最有号召力的活动就是周末舞会。汤永谦跳舞跳得最好，很耐心地教大家跳。不久大部分男士都学会了。但舞伴要自己想法找，这事就有点难度了。美国女学生最愿意参加舞会，逢会必到，而且热情洋溢，中国学生不太适应，特别是跳到兴头上，她们会很疯狂，不如中国人斯文。张均就说过，她们那两个大胸脯，尤其吃不消，晃得眼花了不说，连心都要跳出来。不过即使和他们跳舞感觉也不一样。
还是汤永谦有办法，他说他能找到女舞伴，不是一个而是很多，大家兴奋极了，都说“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东方出太阳！”
周末这天，朱维衡早早地梳洗打扮了一番，还特意系了条新买的领带，这是他最喜欢的颜色，蓝色斜条子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还用了不少张均的发膏，煞是光鲜。按照汤永谦说的如此这般，朱维衡一人驾着一辆旧的“福特”车向邻州的Obrin大学进发。
天刚刚擦黑时，朱维衡的车子就到了Obrin大学的门口，远看着就有五个中国女学生在那里等候了。朱维衡的车子刚刚停稳，其中一位女学生就问，是不是汤永谦叫来接她们的，朱维衡答道，“是。”立刻女学生们麻雀似的叽叽喳喳落在了朱维衡的车里。朱维衡看到挤满车的女学生坐稳了，脚下一踩油门，老“福特”轰地一声驶了出去，身后留下一串银铃般清脆的笑声。
一路上女学生们笑声不断，甚至还一起唱起了歌。朱维衡一心开他的车，没跟她们说话。当车驶回到匹兹堡公司的大房子前，这里早已是灯火通明，舞厅布置得十分漂亮，给了姑娘们好一个惊喜。
西屋实习的男士们这下可高兴极了，个个都打扮得不一般，张均后来告诉朱维衡，他的发膏一次就差不多用完了。不过还是要感谢汤永谦，是他的策划和操纵，大家才有这样感觉不同以往的舞会。
三支舞曲过后，在大学门口向朱维衡问话的姑娘走到他面前，“你不请我跳个舞吗？”她轻轻地对他说。
“啊！对不起，我应该请你跳。”朱维衡显得有些拘谨。
此时，一曲《蓝色多瑙河》响起，大家缓缓地步入舞池。朱维衡牵着姑娘的手跳了起来，这时，朱维衡才开始端详面前的这个姑娘，尽管一眼就能看出她是个南方人，她在学校门口问他的一句话，他就听出来她还是江浙一带人。但这么近地站在他的面前，握着她纤细的手，搂着她柔软的腰，朱维衡还是有些紧张。
轻柔优美的舞曲，温和体贴的灯光，即使不会跳舞的人，也会感觉到有一种超然的魔力。
朱维衡看到姑娘泉一般清澈明亮的眼睛，白皙嫩滑的肌肤，富有引力的嘴唇，还有一笑时露出的整齐洁白的牙齿，这是最有说服力的搭配。然而再小心地看一眼她那双漂亮的大眼睛，朱维衡仿佛看到似曾见过的、熟悉而又陌生的，充满关爱和温情的一束光，就像是夜空中的闪电一样，瞬时即逝，不易捕捉，但朱维衡还是察觉到了。
大眼睛姑娘轻轻地将头靠了靠朱维衡的肩膀，朱维衡小心地移开了些。然后又看了一眼姑娘。
姑娘说话了，“你是朱维衡吧？你真的认不出我来啦！”朱维衡诧异地问：“你是？是……”“我是陆阿娣啊！”姑娘激动地说道。
“啊呀！你是陆阿娣！”朱维衡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大声说，“真没想到是你啊！”
“我满以为你不认我这个小同学了呢！”陆阿娣假装不高兴的样子。
“哪里，哪里！你还不知道我吗，我从小就不敢多看女孩子的呀！”朱维衡连忙道歉说。
朱维衡真的没认出她来。小学时那个瘦小纤弱的小姑娘，如今是一个如此美丽动人的大姑娘了，朱维衡很后悔自己没有先认出她来，何况还是曾经给他自信和关怀的陆阿娣。
陆阿娣告诉朱维衡，她在上海读完高中，考上了燕京大学。大学毕业后，父亲托亲戚把她接到了美国来读书，两年前来的美国，在Obrin大学攻读金融学。没想到二十年后在这里遇到了老同学，真的很高兴。
此后，一到周未，朱维衡就一个人开车到陆阿娣那里，叫上她的四个中国女同学，六个人挤在车里，回到他们的大房子跳舞，完后再开车送她们回学校。更有趣的是年底的一次圣诞舞会。汤永谦又鼓捣纽约那边的同学邀请，朱维衡他们开着五辆汽车，带着五个他接来的女同学，浩浩荡荡开往纽约，参加他们的圣诞舞会，然后再连夜送她们回学校。等回到大房子，差不多天亮了。朱维衡对汤永谦说，伙计，你的这个“周末”舞会还是改叫“州际”舞会算啦！
时间过得飞快。1947年12月的最后一周，朱维衡结束了在西屋电气公司的研究和实习。他约同张均两人开着他的车，下德克萨斯州，经新墨西哥州，进加利佛尼亚州，到达旧金山，卖掉旧汽车。1948年1月9日登上船，踏上了返回祖国的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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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无悔的选择


（21）返回祖国
回国的轮船，在大洋里劈风斩浪，昂首向前。广播里说快要到达目的地——上海了，人们像刚撒上桑叶的蚕，开始蠕动起来。朱维衡站在甲板上，遥望天边，海风吹打在他的脸上，他微微眯缝着眼。但是他的神情还是掩饰不住心中的翻腾。这一路驶来他经历的所见所闻，总是让他内心不断受到冲击和震憾，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把它死死地抓住，让他喘不过气来。客轮行驶了二十三天，沿途停靠夏威夷，朱维衡和张均下船参观了菠萝蜜加工厂，主要是加工水果罐头，菠萝汁就像自来水一样，打开龙头随你喝；停靠菲律宾的的马尼拉，街景却是那样破旧不堪，十二分的不景气；几天前停靠香港的那一幕更是让人不堪回首：船一靠码头，最先下到码头的是三口棺材，装了死人的，是这二十几天中死在船上的，据说是年纪很大的华侨，一开船就晕船，躺下就没再起来。其中两人，身上绑了一两万美元现钞，这是他们飘洋过海，做牛做马一辈子的积蓄，本想落叶归根，安度晚年，不料命断汪洋，魂归故里。让人不禁唏嘘。
阔别五年的上海，没有多大变化。码头上两个陌生青年举着“欢迎朱维衡”的字牌。他们告诉朱维衡是上海“涌社”派来迎接他的。朱维衡猛然想起这一定是樊爔培搞的“鬼”。
回国前，朱维衡收到了樊爔培的一封信，说他对朱维衡很了解，完全合乎“涌社”的条件，要介绍朱维衡加入“涌社”，已经上报上海总部，还说其他同期赴美留学的成众志、陈卫卿早就参加了，可是朱维衡并未作出回应。
上海“涌社”是1939年由计苏华等上海青年会的青年发起组织的爱国团体，类似于教会大学里一向都有的“团契”。不过团契是社交性玩乐的组织，有宗教色彩。而“涌社”是英文“young”的译音，意思是“汹涌澎湃的青年集体。“涌社”的宗旨是为了挽救国家危亡，议论救国方案的组织，本意上不参予党派政治，更没有宗教色彩。记得小姐姐朱绮参加过他们的夏令营，还提起那个外号叫“饼干和尚”的计苏华。
陌生青年告诉朱维衡，过几天“涌社”还要专门开会欢迎朱维衡回国。
朱维衡的家已搬到了安福路，家人的团聚既欢喜又感慨。
父亲和母亲苍老了一些，但身体还好。
大姐姐朱纯一家准备去香港。姐夫从德商的鲁麟洋行经理调往香港任全华进出口公司经理，年内成行。
小姐姐朱绮，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毕业后，已与《西风》杂志社的创办人黄嘉音结婚。1946年小姐姐出版的《家》杂志销路不错，颇受女性读者的亲睐。
弟弟朱维继也已上海医学院毕业。
自然是小姐姐朱绮最关心朱维衡，拉着他说：“你就一个人回来啦？”
“是啊！”
“怎么没带一个回来呀！不是有一个叫什么N的吗？”朱绮诡谲地问。
“她结婚了。”
“要不带个洋妞也行啊！”
“那不适合我。”
“唉呀！算了算了。回来赶紧找一个！”
这时朱维衡想想也是，是该解决这个问题了。于是一连相了好几个对象，有亲戚介绍的，有朋友介绍的，还有领导介绍的，多数不太合意。
这天，朱维衡与西屋实习一同回来的张均、蓝毓钟等几个人前去南京中央电工器材厂总部报到。总部决定朱维衡和张均先在上海电机厂和上海电缆厂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派往湖南湘潭筹建新厂。事后，总经理恽震约朱维衡去他家里吃饭，有他的侄女和她的父母都在场。朱维衡事先不知道总经理是为他介绍女朋友，场面不免有些尴尬。结果还是不太合朱维衡的意，只好非常抱歉。好在总经理并不太介意。
此时，堂哥朱维谷一家也在准备迁往印度。二嫂照例每周在家举办跳舞会。
在一次舞会上，二嫂给朱维衡介绍认识了徐萱寿，说起来还是表妹。她是二伯母亲妹妹的女儿，上海沪江大学毕业，人长得漂亮，举止文雅，还弹得一手好琴。朱维衡比较满意。
有一次约她一同游了一回西湖，还专门去初中时“探险”的紫来洞去故地重游，拍照时还摔坏了像机，朱维衡也丝毫不在意，仍然兴致勃勃。
可是，不久后去她家里时，经常遇到一位姓沈的高个子找她，一问才知道他是上海食油大王，大富翁沈老板的儿子。
朱维衡知难而退了。一个大富豪的公子，一个工薪阶层的小公务员，而且还即将去到偏远的湖南湘潭过清苦日子，她怎么会选择自己呢？罢了吧！
上海电机厂、上海电缆厂都是老厂，基础比较好，朱维衡的工作就是执行工效研究，因而一切都很顺利。转眼，五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这天，马家驯跑来找朱维衡，告诉他以前老朋友的情况，说原来天生公司的杜庆萱，田炳耕考取了第二届自费留学，已办好一切手续，准备赴美国，上海交大的邓伟才刚刚完婚，准备去台湾。还有蔡明芝，马家驯都在上海，大家很想聚一聚。
于是，在朱维衡家里组织了一次特别热闹的欢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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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湘潭建厂
结束了上海的工作。八月的一天，朱维衡和张均一同调往湘潭电工厂，路经长沙，换乘去湘潭的小火轮。
夏日的湘江，逆水而上，尽管有些江风吹来，但还是感觉到十分地闷热，特别是船舱里。朱维衡和张均挤坐在人群里。斜对面有五六个妇女抱着吃奶的孩子围坐在一起，大声谈笑。喂奶时，妇女们毫不掩饰，敞开胸部，露出丰满的乳房，旁若无人。其中一个婴儿开始不停地哭，抱他的妇女，在他屁股上拍了一下：“欠吃！慢一点都不行。”随即拉开另一边乳房，把乳头塞到小孩嘴里，小孩立刻就不哭了。
“stature of liberty”(好性感的身子)，后边传来一声英语和惊叫声。朱维衡回头望去，原来同船有四五个年轻的美国天主教传教士坐在后面。正贪婪地看着几个女人喂奶，还以此为话题，互相开玩笑，全然不知船上还有人懂得英语。
看到是传教士在说话，张均忍不住对朱维衡说：“别看他们平时道貌岸然，肚子里全是一包坏水！”朱维衡过去也是认为神父在男女关系上历来是严肃的，想不到却是这样随便。他向张均示意别理他们啦！张均愤愤地回看了那几个神父一眼，嘴里轻声地“真他妈的！”
然而，没想到，几个妇女的动作更放肆了。也许是觉察到有几个洋人在看她们，索性什么也不顾，拍小孩的妇女还扯开了嗓门，对另外几个妇女大声说：“哎哟！看么！看么！有什么好看的，没见过啊！洋人不是他妈妈生的咯！”
“哈哈！哈哈！哎哟喂！”几个妇女敞着大乳房放声笑了起来。
几个年轻的传教士什么也没听懂。只有朱维衡和张均也在笑。
中央电工器材厂在美国时所筹划的是，在中国建设一个无所不包的大电工厂，或分成几个厂。地址筛选了青岛、上海、杭州、广州等几个地方。最后决定在湘潭建设。因为在湘潭有一个废弃了的飞机场，地皮已经平整好的，交通也比较方便，又是鱼米之乡，而且不沿海，从战略上考虑比较安全。
朱维衡和张均到达这里时，大片空地上，只有一座大约一二千平方米的三层办公楼，一座不过一千平方米的厂房和当做宿舍的几间平房，都是当年飞机场留下的建筑物。
先期到达的一共大约一百多人，筹备先建一座五千平米的大厂房，生产5000千瓦以下的发电机和小型电力变压器。
此时，褚应璜先生已是在湘潭成立的规划中国电机工业发展办公室的头头，朱维衡、蓝毓钟、贺天枢是他的三个兼职部下。
朱维衡具体负责创建“工效研究”部门，经征求中央编译局审定，朱维衡编写了全套《工效学》的教材，按照西屋公司的模式，培训工效员。
九月的一天，厂部交给朱维衡一份发自南京总部的通知，是“总经理手谕”。
“查副工程师朱维衡回国虽仅数月，在工效研究方面已作出突出贡献，应予提前拔擢，提升两级，自八月开始支取工资××元。特此。总经理恽震。”
这是南京总部对朱维衡在上海工作期间的褒奖，以资鼓励。
朱维衡在培训工效员之余，每周还安排一两次教授员工英语。一天刚下课，蓝毓钟和卢荣光就拉着朱维衡说，去卢荣光的师傅家吃夜宵。这时，参加英语培训的女会计邓德敏正好向朱维衡问一道问题，因为都是单身，就也叫邓德敏一起去卢荣光师傅家打“牙祭”。
卢荣光和蓝毓钟也是工厂的职工代表委员会的委员，平时与朱维衡常有联系，在西屋公司实习时就在一起。朱维衡知道，卢荣光在昆明电工器材厂时，对他的王师傅非常敬重。后来王师傅病逝，他一直悉心照顾王师傅的寡妇孤儿，无微不至，当做自己的家人。从西屋回到湘潭，他把母女俩也接到了厂里，虽然卢荣光还住在单身宿舍，但一下班就去师母家。
去师母家的路上，蓝毓钟开玩笑地说“荣光，今天‘岳母’会给你准备什么好吃的？”
卢荣光说：“注意！不是‘岳母’是师母！”“好，好！是师母，是师母！”蓝毓钟笑道。
走在后面的邓德敏看了朱维衡一眼，也“咯咯”地笑着。朱维衡没作声，默默地走着，他知道邓德敏这一眼的意思。邓德敏是厂里唯一的女大学毕业生。平时工作积极认真，不太多说话。在参加英语培训班后，与朱维衡接触多了，经常有意无意向朱维衡“请教”问题。朱维衡感觉到了她的意思。
到了卢荣光的师母家，桌上已经摆上了几碟小菜，师母高兴地叫大家坐，师母的女儿大毛正在筛米酒，清纯的酒香顿时散开来，充满了整个屋子。
大毛露着红扑扑的脸给每个人端上米酒，然后就随师母坐到一边去了。朱维衡看到师母的脸上挥之不去的笑容，心里都感到了一股热流。
“这个豆豉炒田螺真好吃！”蓝毓钟忍不住说。
“那是大毛做的，荣光也最爱吃！”师母抿着嘴笑道。大家都笑了。大毛有些羞涩地低下头。
聊了一会儿工作上的事。突然蓝毓钟说道“共产党如果完全打胜了，那倒太平了，再不会有内战了。”几个人相互看了一眼，没吱声。
邓德敏插了一句：“听说下个月可能会不发工资了，每个人每月发五斗米呢！”“就是说到食堂吃饭不用钱。”邓德敏补充道。
气氛一下子沉了下来。
从师母家出来，天色沉沉的，看不到一颗星星。邓德敏问朱维衡：“以后怎么办！”
“不知道！”朱维衡回道。想到不久前自己工余做的“飞车”试验，被主管经理发现后对自己说的话，“你做的不是工厂的产品，现在都是什么时候了？还是别做啦！”朱维衡心中更加沉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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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香港之行
1948年12月，由于时局的影响，湘潭电工厂停建，职工全部遣散。
于是，朱维衡决定去香港。几天前接到老朋友王秀山的回信，说他在他姐夫的香港公司当经理，眼下时局动荡，不如来香港找事干，他愿意帮忙。
朱维衡只身一个人来到广州，住进羊城饭店。第二天在餐厅用餐时，突然觉得有个熟悉的身影坐在对面的餐桌上。再一眼看去原来是N小姐。
N仍然一副高贵的打扮。身着一件褐红色有暗花纹的旗袍，高开衩的，质地很柔软。发髻盘得高高的，衬托出白嫩嫩的肌肤，淡淡的眼影和淡淡的胭脂显示出一种与众不同，耳环和项链是珍珠的，透出一袭晶莹和神秘的光泽。
N一边亲切地叫着维衡哥，一边招呼侍应生叫了一瓶红葡萄酒。
她告诉朱维衡，现在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他想她还是那样美丽。她说她此次到广州是等待丈夫陈体立明天从南京来，汇合她一同去香港，然后转往台湾。他想她一定过得不错。她告诉他，她受不了他家的官场气息，尤其是婆婆的诸多规矩。他说，你打算怎么办？她说，都两个孩子了，只能以陈家为中心生活了！她又说，维衡哥你现在还是孑然一身吗？他说是的。
夜晚，朱维衡辗转难眠。不断有人从门缝里塞进来“向导社”的广告，然后轻轻敲几下门。朱维衡知道，那是“向导女”，实质上的女陪生。几年前，两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同学与朱维衡在饭店吃饭，席间就有“向导社”送进来的广告。他们毫不犹豫要了一个进来。这女孩大约二十岁左右，说她是苏州人，父亲原来在一个小地方当县长，后来病死了，家里穷得没办法，只好出来陪酒谋生但不卖身。他们两个酒量奇好，不停地喝酒。那“向导女”果然一杯一杯陪喝，毫无醉意。可是那两位却装成喝醉了的样子，开始动手动脚。一个抱住那女孩接吻，另一个伸手去摸她胸部和下身，然后连声说“舒服”。过一阵，两人替换过来干，也连声说“舒服”。一顿饭吃了两个钟头。结束时，那两位拿出钱来付了那“向导女”的账就完了，大家若无其事。出来他们对我说，这在日本不算稀奇，而且日本是坐在地上吃饭，客人的行动更有过之。这一晚，朱维衡心烦意乱，快天亮才睡着觉。
到香港后，朱维衡谢绝了王秀山介绍的到他姐夫的香港苏纶纱厂工作的建议，仍想找到与电机专业有关的工作。
不多久，大姐朱纯全家搬到了香港，父亲朱光焘也随后到香港。朱维衡搬到了大姐家住。
一天，大姐朱纯的同学来家里，见到朱维衡说，他在上海知道朱维衡一直在搞“飞车”研究，提议说能不能将原理应用到他伟纶纺织机的打梭动作上。并表示愿意拿出四千港元，六个月为期，每月付朱维衡六百元，其余算材料费，成功算他的，不成功的话不怪他。对于他的提议，朱维衡很感兴趣，答应试试。
一个周末的下午，朱维衡照例去三联书店查找资料，意外地遇见了同去美国留学的秦元勋。
秦元勋到美国后，去了哈佛大学应用数学系读研究生，并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到母校浙江大学任教。国共内战，时局不稳，便回到老家贵州。他家是大地主，眼看共产党快打过来，就迁到香港来了。
意外相遇，自然高兴不已。秦元勋告诉朱维衡，他有一个贵州老乡叫严希纯，现在暂住在他家里，是共产党派到香港，专门组织动员爱国人士回去参加新中国建设的，他们通过三联书店，正式成立了“香港自然科学工作者协会”，每周都有讲座，告诉大家国民党已注定完蛋，介绍新中国将是个什么样子，如何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建设富强的新中国等等。演讲人多数都是刚从国外回到香港，准备回去参加建设的知名科学家。秦元勋现在是积极分子之一，希望朱维衡也参加进来。
朱维衡参加了几次由钱三强、曾昭纶、曹日昌等人主讲的演讲，彷徨的心灵深深被打动，好像在漫长黑夜里漂游的浪人，一下子找到了家的感觉。朱维衡决定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朱维衡结束了手头上搞的纺织机打梭直线电机的试制。由于试制不顺利且期限已到。当时他全然不知这次的试制在日后还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7月份，香港自然科学工作者协会推选了严希纯、秦元勋和曹日昌为代表，准备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朱维衡也欲随行。由香港到天津的船，此时只登记成香港往朝鲜仁川，实际上是直到天津。但等候了几天，仍然未能成行，只好等待。
这天，大姐朱纯交给朱维衡两封信，是转给朱维衡收的。
一封是湘潭电机厂女会计邓德敏寄来的，朱维衡到香港后，邓德敏还继续给他写信，关心之余看出她的心思。可朱维衡孤影飘零，居无处所，何有双飞双宿之力呢？只能婉拒。
另一封是张大奇寄来的。他告诉朱维衡，西屋公司分别后，他去了内弟在美国开的一家“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工作，是在美左翼华人成员之一。已计划同在美的一批爱国之士回国效力，某月某日将抵上海，期望联系云云。
不料，几天后张大奇突然出现在朱维衡面前。原来，张大奇一行十四人从美国乘船直航上海，船到上海吴淞口，上海刚解放，美国政府不允许美国船只进入上海，张大奇他们与上海市长陈毅电报联系，陈毅市长复电欢迎。但船长必须执行美国政府的命令，不入港口，开返香港卸客。张大奇一行只好来找朱维衡帮助找地方暂且住下，再设法回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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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参加开国大典
1949年8月，朱维衡和张大奇等几位美国留学生经天津到达北京，受到了刘杰、严济慈、丁瓒等人的接待。谈话中，严济慈见朱维衡是杭州人，显得十分亲切，一问便知道是早年杭州大富朱光焘的儿子，他说他知道朱维衡的小名叫钧伯，还说他还抱过小钧伯呢！言语之中，流露出对朱维衡父亲资助他留学的感激之情。不仅如此，丁瓒又是朱维衡姐夫黄嘉音的好友，会谈的气氛一下子活跃了起来。接着，北京市工业局的领导，大连大学招聘团的代表都表示非常欢迎这批留美学生参加工作。由于所学专业的关系，加上东北原是重工业基地，因此朱维衡和张大奇选择了去东北大连大学。
第二天，朱维衡按照老朋友蔡明芝给的地址去看望他的大姑妈。大姑妈如今已经搬到了北京，照地址找到，原来是一座大房子，就在天安门附近，门口还有解放军把守。进去见到大姑妈还有那个老保姆。大姑妈真是高兴极了，不停地问长问短，摆出来很多好吃的东西，热情接待朱维衡。忽然，她像想起了什么似的，站起来，进内屋里叫来她的儿子威廉，对他说，就是这个朱维衡在她们最困难的时候热心帮助了她们。眼前的姚威廉高大略有些胖，看上去和蔼可亲。他和朱维衡握过手，对他说，非常感谢你，欢迎你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我们需要很多像你这样的“洋知识分子”。还问朱维衡工作有安排了吗？需不需要帮你安排个工作？朱维衡回答他，已经决定去东北啦！姚威廉连忙点头说，好！好！很多年以后，朱维衡才知道这个叫姚威廉的高级干部已改名叫姚依林，位居副总理啦！
从大姑妈家告别出来时，大姑妈还再三嘱咐，有什么事尽管来找她们。
两天以后，朱维衡和张大奇直奔大连。到达大连大学，接待朱维衡和张大奇的是大连大学的校长秘书，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他是苏州人，非常详细地介绍学校的情况和发展前景，还约同到电机系面谈。
张大奇对朱维衡说，你我都是搞工业的，看起来教书好像不是我们的强项。他建议应该去工业战线。朱维衡赞成他的想法。于是张大奇和朱维衡离开大连，赶往沈阳。
下了火车，张大奇给一个熟人打了电话，大约十多分钟，一辆吉普车就到了火车站，接他们直奔铁西而去。
吉普车带他们停在一幢大楼面前，朱维衡一看，见牌子上写着“东北工业部电器工业管理局”。
上楼见到张大奇的熟人周建南。他现在是副局长，主管全面工作。他同张大奇是上海交大的校友，又同在重庆一起工作是同事。两人见面非常高兴。
一边吃饭，周建南一边介绍东北工业的情况，把属下的电缆厂、电机厂、变压器厂、蓄电池厂，高压开关厂、低压开关厂、灯泡厂、电表厂等如数家珍般说了一遍。还鼓励朱维衡和张大奇积极参予，大展身手。朱维衡和张大奇也详实介绍了在美国西屋公司实习的情况。周建南异常兴奋，立即决定派一位副局长随同朱维衡去湘潭和上海索取西屋公司的资料，并招聘技术人员到东北来工作。
周建南第二天亲自带朱维衡和张大奇参观属下的工厂。
这些日本人留下的工厂，规模都不小，可是多数只有空厂房，到处长满了蒿草。有的门窗地板都没有了，有的厂房里到处是马粪、草料，一片狼籍。周建南告诉说，那是苏联红军赶走日军后，将机器设备搬回了苏联。后来国民党军队被困期间，冬天为了取暖，把所有能烧的东西全烧了。现在需要我们全力来整理和恢复。真是百废待兴，要做的事太多啦！朱维衡、张大奇感觉到了周建南充满信任和希望的目光。
周建南还告诉朱维衡和张大奇，在他们开始工作后，他要给他们一个大的惊喜！
果然，几天后，在安排朱维衡，张大奇去天津取回暂存的行李时，局里郑重通知他们先去北京，参加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在天安门城楼右侧，朱维衡他们一队四五十人身着西装领带的回国留学生非常引人注目。秦元勋他们第一届政治协商会的代表则站在观礼台上。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看到他亲自升起一面五星红旗。亲身经历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一刻，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心潮澎湃，激动不已。苦难的中国人，世世代代饱受外国侵略，内战离乱、家破人亡，今天终于站立起来了！
日后，每当朱维衡想起当时的情景，总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和激动，感受到无限的幸福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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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激情岁月



（25）天赐良缘                         
回到沈阳后，稍作安顿，朱维衡便陪同局里一位副局长、警卫员和三位厂长一起前往湘潭。湘潭电机厂的党组织负责人正是蓝毓钟，西屋公司技术资料又全部由卢荣光保管，因此很顺利就办好了资料转移项目的手续。不过招聘人员的事就不太顺利，多数技术人员一听说东北，就觉得会冷得受不了，不愿前去，最后仅招聘到一家人愿意调去东北。
到上海，见到了恽震和褚应璜，此时恽震是局长，褚应璜是副局长，上海电器工业管理局的资料移交也很顺利。接下来主要的任务是招聘技术人员。
借用上海电器工业管理局办公室招聘，恽震和褚应璜给予了很大支持。可是愿意去东北工作的人还是聊聊无几。
朱维衡于是就去了上海交通大学等几所大学，向他们介绍了美国工业管理的情况，讲解自己一个南方人在东北的亲身感受，宣传东北作为中国的大工业基地大有可为，等等，极力动员学生毕业后到东北去工作。
朱维衡还通过在上海的老同学帮他招人，可是仍不见回音。
一天，樊爔培带朱维衡去参加老同学的舞会。朱维衡不失时机，介绍东北的情况。侃侃而谈之后，朱维衡得到的回应就是“怕冷”。
“哦哟！听讲冬天鼻子冻得一碰就会掉下来呢！”一位女生插了一句嘴，说完还用手捂住鼻子，引来一阵大笑。
朱维衡也笑了，他说：“你们看看，我的鼻子不是还好好的吗！”大家又笑了。朱维衡接着说：“冬天冷是冷，但不是想像的那么冷。都说南方人去了不习惯，其实蛮习惯的。我们有一位副局长还是广东人呢，他都能习惯。”
“有女的去吗？”一个长得十分秀气的女生递过来一句问话。
“有！有！”朱维衡不假思索地说，他想到了副局长的太太，她也是南方人。
“那我去！”秀气女生说道。
“真的吗？四小姐，你开玩笑吧！”一旁的樊爔培吓了一跳。
舞曲奏响了。人们又开始跳舞。樊爔培告诉朱维衡，刚才那个“四小姐”叫孙华善，苏州人，上海之江大学教育系毕业，是之江大学有名的“姐妹团”中的“十四妹”，曾饰演抗日话剧中娇生惯养的大小姐，唱一曲哀怨歌声，令人叫绝，是一个才貌出众、学业拔尖的高材生。她父亲是苏州东吴大学的教授兼附中的校长，也是他的老师。她在家里排行老四。
樊爔培转而笑笑说：“我看她是开玩笑。”
朱维衡看了看正在跳舞的“四小姐”没吱声。
舞会临近结束时，樊爔培问朱维衡：“什么时候回沈阳？”朱维衡答道：“下周三。”
在上海的工作已经结束。只是一共才招聘到五个人，还都不是工程技术人员。虽说不怎么理想，但总还是有所收获。
临行这天，一位身材苗条，长相秀气的女生，手上提着一只枣红色的小皮箱，紧匆匆地走到了朱维衡的面前，朱维衡一愣，真的是几天前那个“开玩笑”的“四小姐”。
“你真的要去吗？”
“是真的！不信你看，我的行李都带来了。”说着“四小姐”举起手里的小皮箱，两只大眼睛朴闪着。朱维衡非常高兴，说很欢迎你参加东北建设。其实朱维衡也被这位女大学生的精神感动了。出发的队伍里突然多了一位漂亮的女青年，送行的人群里即时发出了啧啧的称赞。局长恽震也来送行了，他一一和大家握手道别，祝大家一路顺风，工作进步。樊爔培也赶来送行，他与孙华善道别后，转身对朱维衡说：“你要照顾好‘四小姐’哟！”说完又交给朱维衡一个小包裹：“代问老同学好。”
东北电工局这时人并不多。宿舍在沈阳南湖路清华街，一个大院里四栋平房，都是日本人留下来的。一栋住着周建南局长一家五六口人；计划处长一家三口人住一栋，其中一个单间住着基建处长，他还是单身；技术处长一家两口住一栋；张大奇正等待夫人和孩子从美国回来也住一栋，朱维衡就住在其中一个房间。
“四小姐”孙华善由于是新招来的唯一一位女大学生，所以就安排在技术处长家的一间空房里，招聘到的其他人都安排到了各自的工厂里。
朱维衡被任命为工效科科长。不久他就将整理好的工效学讲义刻写和油印好，然后培训了六个工效员，再派驻到下属的六个工厂。周建南局长十分重视工效研究，还规定每个工厂派两名技术人员到局里参加工效员培训。随后东北工业部也建立起工效研究部门，请朱维衡去讲课，简直忙得不得了。各个工厂由于应用了工效学理论，在实际工作中明显地产生了积极作用。
朱维衡考虑把不久前分到的六名上海交大工业管理系毕业生全部留在科里，然后针对重点工厂的重点工序和岗位全面推行工效管理，提高效益。正当把这个想法报告周建南局长时，周局长不像往日那样兴奋，而是指了指办公桌上一份报纸说道：“看来这件事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乐观，有人在报上批评工效研究了。他们引经据典，说是列宁说过，‘泰勒制是资本家剥削工人最残酷的手段’，苏联已经开始批判‘斯达哈诺夫运动’了，说它与泰勒制是一丘之貉。”
朱维衡想，的确工效研究是美国管理学家泰勒发明的，但它也的确提高了生产效率啊！为什么会这样呢？朱维衡有些不解。
两个星期后，工效科被撤消，各工厂的工效员回到原来的生产岗位，停止了工效研究。朱维衡改任生产科科长。
住在清华街宿舍大院的干部，每天都随周建南局长乘一辆车到局里上班，中午大家就在局里吃饭，下午下班又同乘一辆车回到宿舍。宿舍大院也请了一位厨师给大伙做饭，但有家属和孩子的基本上自己做饭吃，生活还是十分方便。
一天中午饭时，周局长同大家边吃饭，边谈一些工作上的事，有时也讲讲笑话什么的。这天中午吃饭，周局长突然问大家：“你们说跑步怎样才跑得快，比方说往下坡跑快，还是往上坡跑快？”
大家早就知道，周局长在大学时就是学校的长跑冠军，后来在重庆曾作过周恩来的保镖。但此时所说不知何意。朱维衡看了看张大奇，心想要说快，自然是往下坡跑快些。
周局长见大家不作声，笑了笑说：“有一次在重庆的时候，遇上了一个‘尾巴’（国民党特务）跟踪我，我就故意绕道想甩掉他，可是几次都没甩掉。后来我就走到一处大上坡，突然拼命快跑，然后一个急转弯，再回头一看‘尾巴’被甩掉了！”“所以我说是往上坡跑快。”周局长接着说：“眼下我们的建设是遇到很多困难，但是只要我们努力向上，自力更生，我们就会克服一切困难。把一切帝国主义甩在我们后面！”
周局长是在给大家鼓劲，大家一下全都明白了。
“四小姐”孙华善，分配在电缆厂计划科工作，仍然住在局里的宿舍大院，一同上下班，朱维衡住的这栋与她住那栋正对面。下班后，有时朱维衡会去孙华善的房间问问她工作生活的情况。
孙华善一到东北就赶上最冷的气候，这对她来讲的确不容易。一天，朱维衡晚饭后，帮孙华善从外面把几扇窗子用纸糊上，然后进到屋里，搓了搓冰冷的手说道：“当地人都说‘针尖小的孔能透进斗大的风，你看窗子一糊上，屋里就暖和了许多！”
“谢谢你！”孙华善倒了一杯开水递给朱维衡。“不用谢！”朱维衡接过杯子，“有什么需要的你只管说一声。”
坐了一会儿，聊了一些工作上的事，朱维衡起身回到张大奇处长家。刚一进屋就见局里的唐会计与张处长正在说话，看见朱维衡进来，两人就笑了起来。朱维衡问：“你们笑什么呢？这么高兴！”两人笑得更厉害了。
唐会计说：“没什么！我和张处长刚才看‘皮影戏”呢。
“什么皮影戏？在哪儿看的？”朱维衡问。
“就在这儿看的。”
“乱说，这哪儿有皮影戏？”朱维衡回头看看张大奇。
张大奇笑着说“是看了‘皮影戏’。”“你看！”唐会计走到窗前，指了指对面。
对面正是孙华善的房间，窗前的台灯透过窗纸还亮着呢！
朱维衡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没有的事。”
“不过我看……合适！”张大奇说道，说完和唐会计都笑了。
几天后的晚饭时，张大奇看到孙华善只吃了一小点馍馍就不吃了。他对朱维衡说：“你要多关心一下孙华善，你们都是南方人，对北方的饮食可能一下不习惯。”
饭后，朱维衡对孙华善说，北方的饮食“硬”，要多吃蔬菜，多喝开水。空气也很干燥，不像南方湿润，晚上睡觉时，在房间里放上一盆水，增加湿度，等等。她听了点头答应着。第二天，她对朱维衡说，她想要自己做饭吃，问他愿意不愿意一起退出大饭桌，和她搭伙吃饭。这真是再好不过的事了！他满口答应。
孙华善的小饭桌，朱维衡是唯一的搭伙人。
朱维衡不仅吃到了久违的苏杭菜，当然条件有限只能说是“基本上”的苏杭菜，但孙华善常做的“烂糊面”的确十分好吃，不仅好吃，还很“软”，养胃。而且，他们所谈论的话题，从互报身世到工作经历，当然更多的还是生活上的凉暖喜好，体现出互相之间的关心和爱护。“一间寒冷寂静屋，两个同甘共苦人”。
一天，张大奇处长突然说，他给他们作主，婚礼就定在4月2日。
朱维衡写信告诉了父亲。父亲朱光焘从香港回到上海后，来过沈阳小住，因为朱维衡工作太忙，没时间照顾他，他就回上海住了。此时，听说儿子要结婚了，开心极了，马上赶到沈阳。他还叫在北京当实习医生的小儿子维继前来帮忙。
一天晚上，父亲正在写请贴。局长周建南夫妇走了进来。
“老人家恭喜您啊！”周局长拱起双手说道。
“同喜同喜。谢谢您哪，局长大人！”父亲站起身来。
“别这样说，叫我周同志就行！”周局长忙说，“您儿子的喜事也是我们局里的喜事，理当庆贺呀！”
周局长还告诉朱维衡的父亲，局里领导都不反对喜宴要大办一下，破一次例，要办得热热闹闹的。谁要维衡和华善都是我们局的干部呢！一个杭州才子一个苏州淑女，才子配佳人天赐良缘也！我们就是要这个喜气！
周局长还嘱咐朱维衡，有什么需要就尽管说。朱维衡感激地说，谢谢局长。
4月2日，这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朱维衡与孙华善的婚宴在沈阳最繁华的中央街酒楼举行。周局长做证婚人。父亲是男方的主婚人，张大奇处长担任女方主婚人。局里的干部同事都参加了，很是热闹。新娘孙华善穿着一直搁在小皮箱里的苏绣大花绸旗袍，显得十分耀眼，楚楚动人。新郎新娘眼中洋溢着无比幸福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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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紧急――代号100
结婚后，有一个星期的婚假，朱维衡和孙华善去北京天津游览。回来后就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不多久，性格开朗直率的孙华善被调到电工局创办小学校。小学校从幼儿园一直到五年级。整个筹划和建立，孙华善付出了很大的热情和精力，但她从来没有一句抱怨。她热爱教育，并愿意为她奉献。小学校的教育和管理受到了局里和下属工厂许多职工家属的赞许。
可是，就因为一件事，孙华善被撤离了校长的职位。
事情是这样：张大奇处长的女儿刚从美国回来，由于中文跟不上，孙华善就抽时间给她单独辅导。一天，肖副局长的儿子在幼儿园非常顽皮，犯了错误，孙华善就按规定给予了处罚。孩子回家向父母告状，肖夫人找到幼儿园班主任了解情况，可那位班主任是一个旧习气很重的老太太，为了讨好领导，就说是校长如何如何处理不当，委屈了孩子，并加上一条“罪状”说校长袒护私交，特别照顾张处长的女儿，给她“开小灶”。肖副局长知道后，也没有了解清楚，一怒之下，免了孙华善的校长职务。
这事儿周局长知道了，觉得处理不尽妥当。但事情已经公布，无法收回，只能道歉了。事后，孙华善被调到技术处任秘书。
1950年10月，由于美朝战争战火已烧到中朝边界，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赴朝作战，抗美援朝正式开始。
朝鲜战事紧张，没有人能确定沈阳是否安全，电工局大多数部门迁往哈尔滨，只留下少数几个人照顾沈阳工厂的生产。朱维衡留了下来。
1951年初，小丰满发电厂一台大型发电机的三个大线圈烧毁了。接到上级一道命令，限七月底以前修复，以确保军需生产供应的需要。
军令如山倒。可是这么大的线圈根本没有设备能加工。周局长指示，无论如何必须按期完成，加工设备的设计由哈尔滨设计处解决，组织材料和加工设备归沈阳负责，并确定此项任务代号为“100号”，任命朱维衡为“100号”加工总指挥。
朱维衡立即组织开展工作。在他的工作日志中，有这样的记述：
主要材料铜线，沈阳电缆厂可以生产，但那原来的线材纯度特别高，尺寸与以前的不一样，必须专门冶炼，专门做模具轧制。结果轧出一比，表面光洁度达不到，没办法，只好拿砂纸，用人工来打光。
绝缘材料云母，需要面积不小于六十平方厘米白色软质的。绝缘包带的底纸要用马尼拉薄纸。将云母贴在纸上用的胶，要既是粘性强，又耐高温。线圈做成后浸胶的材料与贴云母的相同。
设备需要设计制造的有：
（1）贴云母机。要将底纸上好适量胶料慢慢往前走，底下加温使胶固化。十个工人坐在两边，按规定贴上云母片（块状的云母先由女工拿小刀剥成很薄很薄的单片，剔除不合规格的），贴片规定重叠不超过一厘米，不少于半厘米。贴云母机两边各坐五个女工贴片，另有一人来回走动，发现贴得不合格，马上揭起重贴。若不在此刻改正，漏过去，干了就无法改变了。在走到另一端时胶已干，随即卷起来。
（2）切云母带机。将贴好云母，干燥了的大卷云母纸，拿到此机上切成一寸宽的云母带。
（3）绕线机。按原线圈尺寸绕成线圈。
（4）成型机。绕好的线圈装在这上面拉成所需要的形状。
（5）包云母带架。成型后的线圈，放在这上面用手工包带。
（6）浸胶罐。包好绝缘带的线圈，放进此罐，一边加热，一边抽真空，然后注入胶液，加压至两个大气压，保持一定时间，使胶固化。
这前面五个机器问题都不大。最后一个，原设计是用蒸汽送进罐壁夹层加热。但试车结果，温度达不到。临时改变办法，拿电缆绕在罐外，用感应加热，居然达到要求。
在设备安装中，也想了很多办法。因为线圈有四米长，吊进去的浸胶罐需要九米高度，但厂房只有六米高。只好挖地三米，将浸胶罐埋入三米深的坑里。朱维衡记得很清楚，那天午夜两点钟，他们完成了那个地坑，立即把浸胶罐吊起，往坑里下。新分配来的大学生梁维燕站在他右边，主动去帮着扶正浸胶罐，等罐落到位置后，大家舒了一口气。这时候他发现梁维燕手上有血，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没什么，夹了一下。”朱维衡要他赶快去医务室，还以为只是轻伤，哪知中指第一节，已完全被吊罐的钢缆在刚吊起时夹碎了，只好将第一节摘除，真让人痛心。

日后回想那100号的战斗生活，真是紧张极了。人人都不分昼夜，争分夺秒抢时间，只怕不能按期完成任务。朱维衡这个总指挥其实好当，只要是“100号”，各厂接到任务，别的产品都要让路，必须加班加点赶制出来。所以设备加工方面，没有发生困难，但为找云母，底纸，和绝缘胶，却费了好大劲。向全国各地求援，拿到很多样品，一样一样测试，最后确定云母和绝缘胶的供应处。可那做底纸的“马尼拉纸”是什么？大家却是好不容易才弄懂了的。原来那是用旧船缆绳做的薄纸。可是到哪儿去找呢？结果居然在上海一个仓库里找到了。它很薄却强度很高，总算解决了问题。三个线圈做完，经过严格测试，合格！七月底，在限期前一天完成任务。
“100号”的经验被用到后来新中国第一台自己设计制造的新疆军区的800千瓦水轮发电机，叫作“800号”。再用到第一台2000千瓦汽轮发电机，叫“2000号”，以及第一台6000千瓦汽轮发电机“6000号”的紧急任务。这些都是新产品。这以后，新产品愈来愈多，周局长认为朱维衡组织新产品效率很高，干脆叫他专门管新产品试制，一般的生产问题交给副科长去管。
抗美援朝结束，全国工业体制改革，撤销各大区的部，归并到中央新成立的几个部。东北工业部的机械工业并入第一机械工业部。电器工业管理局也迁往北京。原来东北工业部电器工业管理局的设计处，改为第一机械工业部第八设计院，从哈尔滨迁到沈阳东北电器工业管理局原址。加强基本建设，需要扩大工厂设计能力，1952年，朱维衡被调到了沈阳第八设计院，在冷加工组任技术领导，主管了沈阳变压器厂，沈阳高压开关厂，沈阳低压开关厂扩建的工艺设计。学习苏联的新技术，要在工厂设计中进行经济分析，接着成立了经济核算组。负责经济分析和经济预算，调朱维衡主持。朱维衡选派自己手下的得力干部唐任远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跟苏联专家学习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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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962年6月，朱维衡调到北京，进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任命为203室副主任，并兼任附属工厂总工程师，负责研究开发特殊电机。朱维衡从专业意义上归了队，研究任务接踵而来。
第一项任务是印刷电机。朱维衡选了两名助手。研制中，印刷电路转子是关健，铜片要厚，粘力要强，腐蚀要深而不蚀断细线，特别是印刷电路板两面的连接，很困难但非常重要。朱维衡因为管理过绝缘材料厂的生产，对印刷电路板生产工艺比较熟悉，所以很快要求哈尔滨绝缘材料厂做出了所需要的底板，然后自己在实验室购置了设备、材料，绘制电机所需要的电路，做腐蚀试验，研究连接板子两面电路的方法。为了保证在使用中印刷电路不因电刷的磨擦而脱落，反复进行无数次粘接强度测试，才确定用哪种胶粘剂和工艺。电刷材料选用导电性高而软的银石墨电刷，永磁材料用当时最好的铁氧体，形状设计充分利用其最大面积，这样做出的电机，指标达到了国际同等水平。对附属工厂方面，朱维衡隔一天去一次，发现许多研究室急需的另件加工，因为排队时间长，很耽误重要任务的进度。他就建议开辟一个快件加工车间，只加工经认可的，真正急需的项目。得到了厂长的同意，很快建立起来，各个研究室都赞赏这一改革。
第二项研究任务是力矩电机。一天，副所长给了朱维衡一张从杂志上撕下来的广告，让他想办法做出来。广告上只有该电机的技术指标，只能从广告的照片上猜测里面是什么。朱维衡到图书馆查资料，无论科学院图书馆或国家科委情报所，都找不到这方面的任何资料。于是请情报所千方百计想办法找，因为据说是很重要的绝密任务。隔了很长时间，情报所居然从瑞士找到一份产品样本，很像是朱维衡所要的东西。仔细研究后，很有启发，于是形成了基础的设想。经过努力终于设计出了力矩电机。由于电机要求比较高，需要做特殊冲模，自己工厂干不了，于是与北京微电机厂商量，请他们协作。住到他们厂里，边加工边修改设计，想办法请铜材工厂轧制需要的特殊铜条做电机的槽楔兼换向器，电刷用银石墨软质碳刷，弹簧用磷青铜皮做，永磁块用钐钴合金，轴承选用最好的品种。第一轮试制出来，基本像样了，但还达不到指标要求。修改了设计重做，又花一个多月，做成第二轮，大大改善，但还不理想，打算再做第三轮。可是厂长不干了，他说已经浪费了那么多材料，耽误了他高级师傅很多工时，已经够客气了，这种电机那么特殊，又不是他们厂的生产任务，所以不能再干下一轮。朱维衡他们几个住在厂里四五个月，天天冷水洗脸，自己生蜂窝煤炉取暖，马马虎虎吃饭，一心想把这重要的电机做得好一些，可是厂方下逐客令了，只好回所。
突然有一天，国家七机部听说朱维衡他们做出力矩电机了，派了七个人到所里，将他们全部设计图纸、资料拿去，把计算草稿、草图抄去，并详细记录朱维衡他们在这几个月中碰到的问题以及怎么解决的情况，道谢后扬长而去，从此就再没有他们的消息了。
哪知好几年以后，在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回收展览会上，朱维衡见到那里面的力矩电机，竟然完全与朱维衡他们设计的一模一样。
更想不到的是，十五年后，朱维衡因事带几个人去北京微电机厂，介绍信写的是“朱维衡”的名字，那个负责接待的工程师看了介绍信，竟叫了起来，说：“你就是朱维衡啊？你给我们厂帮了大忙了！”。他说力矩电机生意好极了，北京微电机厂发了大财，面貌都改观了。的确，当年那些低矮简易的平房，现在都变成高大现代化厂房、漂亮的办公楼和宿舍。他拿出力矩电机图纸来给他们看，万万没想到，那还是朱维衡签字的那份老图纸。
朱维衡调到北京后，一家人住在中关村中科院家属大院里。大儿子朱道一已经14岁，小儿子朱道亮6岁。
妻子孙华善生性好强，做事精益求精，要做就要做得最好。在沈阳当技术处秘书时，她坚持要参加东北工学院的机械制造专业学习，顺利地拿到了机械专业的单科毕业证书。调到设计院，她居然能独立承担板金车间的设计。后来调任设计院图书馆馆长，很快就能把图书馆的专业知识掌握到手。平日里，朱维衡工作繁忙，照顾不到家，家里的事全是孙华善一人照料。三年自然灾害，多数人患了浮肿，朱维衡也不例外。当时一切供应全凭票，每人粮食定量朱维衡是29斤，孙华善27斤，每月白米只有二斤，其它全是苞米面，食油二两，猪肉半斤，鸡蛋半斤，大白菜也限量，一年供应一次。父亲住在朱维衡家里，偶尔出差到北京或上海，朱维衡总要买尽量多（也是限量的）的饼干回沈阳，孙华善放进大饼干筒，规定只给父亲一个人吃，小孩不许碰。那二斤白米只给刚两岁的道亮吃，别人根本吃不到。没有想到，1962年上半年，有位不认识的人来访问，问朱维衡是不是送给保姆八十斤白米，这时朱家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刚辞退的保姆，将孙华善全年省下来的白米全部扣下，拿去高价卖给她后来的主人，小儿子道亮一点儿都没有吃到。难怪他刚开始学说话的第一句话就是伸手说：“要！”。
1965年完成了直流力矩电机后，朱维衡就病倒了。是患了肾盂肾炎，浑身无力。回家休息时，找中医看了看，开了一服柏枝地黄丸，吃下去就好了。这天，所里的大学生张为成和中专生王德兴来家里探望朱维衡，平时他们对朱维衡就非常尊重，而朱维衡也非常真诚地“传帮带”，就好像师徒关系一样。妻子孙华善很感激他们能来探病。当闲谈中，得知王德兴家里困难，定量的粮食不够吃，孙华善随即从抽屉里拿出几张粮票和油票塞到王德兴的手里，还说我们家南方人胃口小，吃不了那么多。王德兴十分感动，连说谢谢师母。
两人走后，朱维衡说，他们两个年轻人工作都非常努力，是好苗子。孙华善没吱声，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封信，缓缓地递给朱维衡，信封右下方落着来信地址：宁夏海原，朱绮缄。朱维衡心里一紧，慌忙打开小姐姐的信，全文如下：

维衡弟弟：
你好！我和你嘉音姐夫及孩子们已全家搬到宁夏海原了，这是为了响应国家支援西北的号召。我和你姐夫都在这里的中学教书，我们一切都好，不用挂记。代问华善弟妹和孩子们好！
就此搁笔，余不一一。
另来信地址可寄：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红旗公社前进大队二小队贾金富转

姐：朱绮
一九六五年十月五日夜

潦潦几笔，满怀情绪。朱维衡忍不住放声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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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亦曾坎坷

（28）特嫌
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很快一切正常的科研工作都停顿下来。大家最先是跑到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铺天盖地，一片海洋似的。革命标语越写越大，语句越来越刺激。中科院也开始有了大字报。
“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中科院的反动学术权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学校也开始不上课了。大儿子朱道一回家来说，北大附中在批斗一些老师，学生要革老师的命，保卫无产阶级红色政权。也有的同学被人写了大字报，说他是地主阶级的“狗崽子”也是革命的对象。妻子孙华善听了很紧张，叫道一在学校不要乱说话，不要参加什么活动，不上课就回家自己学习。道一说不行，他是班干部要带头参加文化大革命。没几天，道一袖子上戴了个“红卫兵”的袖章回到家里。
道一向父母解释说，他在班上学习成绩好，又是班干部表现好，就不计较家庭出身的，学校才批准他参加红卫兵的，现在还是“井岗山造反兵团”的成员。
朱维衡听这样一说，心里倒也安定了一些。不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也能参加红卫兵组织，至少说明道一现在还不是革命的对象，不会被“专政”。
孙华善仍然不放心，只好嘱咐道一，千万不能去批斗老师，不要乱写什么大字报，更不能参加“打、砸、抢”，要文斗不要武斗，你要向我们保证。道一坚定地说，我不会的。
晚上，朱道一悄悄地对孙华善说，他想要一顶军帽。孙华善看着儿子渴望的眼神，心里想上哪里去找军帽呢？我们没有亲朋好友是军人，军帽又不是随便上街能买到的。她真的不知怎么办才好，但又不忍心只好说，妈给你想办法！想办法！
孙华善一连几天，见到熟人就打听有没有军帽，都回说没有。就连院里住的一位大婶，会做缝纫的，经常帮人缝补衣服，孙华善都去找了她，问能不能做一顶军帽。那个大婶说，做是可以做，就是做出来的不像，布的颜色特别是帽沿都不像，前不久有人叫我做了一顶，但没见他戴过。不是不行。回家的路上，孙华善一着急，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行就行，不行也就没办法了。
中科院的运动形势越来越紧张，随着一个一个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被打倒。全院上下人人自危，不知道什么时候灾难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连说话声都越来越小，神情也越来越诡秘。
一天深夜，晚饭后的碗筷还没有收拾，两个孩子已经睡了。朱维衡和妻子还在小声地争吵。“你不能同意道一去！那儿的条件太艰苦了。”孙华善坚持地说。
“道一在学校表现不错，又是班干部，人家才招收他的。”朱维衡说。
“那怎么不招别人？才招七个人，还不是一听说青海，又是地质队，别人才不会去呢？”孙华善还是不情愿。
“到青海工作，条件是差，但是在这儿成天不上课……，”朱维衡压低了声音说：“接下来运动会是怎样下去，现在还是未知数，说不定像我……，没准还会影响到孩子。”
“你怎么啦！你又不是反革命，你怕什么？”孙华善拉高嗓音说。
“你别大声，我是不怕！可是像很多人，比如樊爔培吧，57年就打成了右派。这次运动估计也脱不了身。”朱维衡道。
朱维衡停了一下又说：“这次孩子的态度很坚决，你不同意他去恐怕也不成啊！”
孙华善说：“道一还不满十七岁，还是个孩子，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又是野外地质工作，又艰苦又危险，多久才能见到一面？想去看他都没有办法去。想家了怎么办？病了怎么办？”孙华善眼泪止不住“吧嗒、吧嗒”住下掉。
里屋，与弟弟睡在一起的朱道一，泪水也从微微闭着的眼睛里流了出来。

1968年元旦刚过，朱道一同北大附中的其他六位同学就要奔赴青海了。七位学生中五名高中生，二名初中生。他们都是离毕业考试差几天而停课的六六届毕业生。
临行的前一夜，孙华善把儿子道一拉到身前，告诉他为他准备的行装：棉被床单、枕头枕巾、垫毯、牙刷牙缸、牙膏、两条毛巾、内衣内裤、袜子、棉手套、笔记本、钢笔、信封、信笺、邮票、《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单行本。
孙华善转过身去，从衣柜里拿出一样东西，是一顶崭新的军帽。
“孩子，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朱道一接过军帽戴在头上，十分合适。朱道一对着母亲正了正帽沿：“妈，太合适了！您从哪儿弄来的？”道一问孙华善。
孙华善告诉道一，他向她要军帽，她找过很多人都没要到，最后想到道一学校的军宣队的军代表，她想平时听军代表经常夸奖道一，说明表现好，向他们要一顶军帽应该能行。可是又一想觉得不太合适，怕影响不好。直到道一被批准去青海工作了，心想这也是学校的一个光荣的事，这才去找军代表开了口，没想二话没说立刻给了一顶新的军帽。
朱道一一边听母亲说一边乐哈哈地冲着母亲行军礼，脸上是那样地高兴。“真谢谢您！妈妈！”看到儿子脸上还充满稚气的神情，孙华善心里又高兴又难过。
这一夜，朱维衡家里灯火通明，彻夜未眠。这天是1968年1月5日。
春天到了。这年的春天却遇到了倒春寒。原本要抽枝发芽的草木仍不见动静，空气中充满了凉意。一个星期天的中午，在纺织研究院机电室工作的马家驯来到朱维衡家里。
老同学告诉朱维衡，他们纺织研究院的墙上已经贴出他的大字报，他说那都是捕风捉影，不符合事实的胡说八道，云云。
朱维衡劝他不要气愤，要沉得住气，每次运动总是来势汹汹，慢慢就过去了，自己没有问题不用怕，所谓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没有想到，第二天朱维衡上班，他的办公室外面走廊墙上，已经贴满了他的大字报，也正像马家驯说的那样，全是胡说八道。朱维衡告诫自己要沉住气，不动声色。再仔细看去，所有像朱维衡差不多的高级研究人员全部一样被贴了大字报。罢了！只好听天由命！
两周后的1968年4月15日，终于向朱维衡宣布，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写交待材料，交代自己详细历史，特别是解放以来所做的一切。不能回家了，就在办公室住，架起一张床来，晚上不许关灯，看管的人通宵在门外看着。在被隔离当天，另一帮人马去朱维衡家抄家，翻箱倒柜，连箱子底上贴的布都要揭起来查，这是朱维衡后来才知道的。这样写了一个多礼拜的交待，写完了，交上去，不料他们说：“你以为就这样完了啊？还没有开始呢！”
过了几天，要提审了，一个人押着朱维衡到另一个房间，一直要他低着头站着，里面已经有很多人坐着。他们叫抬起头来看，问他认不认得。朱维衡一个也不认得。他们就说，这么许多人都是为调查他的问题，从各个地方来的，要他老实向大家交待他的罪行。朱维衡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罪行”，只能将他写的材料念了一遍。然后专案组组长问他：
“看见过手枪吗？”他说：“看见过。”又问：“在什么地方？谁？”他说“解放军”。突然一个耳光，打在他的脸上，鼻血被打出来，滴在地上。专案组长厉声吼道：“谁叫你侮辱解放军！”，并指着地上的鼻血命令他：“擦掉！”，他只好擦掉。这位打他的，是1962年分配来的最好的清华大学毕业生，正是他，在朱维衡住院时第一个去看望他的，运动一来变了一个人。
接着换了一个人，问朱维衡在刚从上海到沈阳时，都和什么人来往，他一一作答，又问他还有谁，他想起一个，再问他还有谁，他又想起一个，又再问，他想起了不是很熟的陈卫卿。那个人如释重负，说：“那你方才为什么不说？” 朱维衡这才知道原来他们怀疑的就是陈卫卿。接着问朱维衡，从上海到沈阳时，有没有人托他带东西？朱维衡说“记不得了，”于是又问朱维衡，认识樊爔培吗？朱维衡说认识。又问樊爔培有没有托他带东西给陈卫卿，朱维衡说记不得了，如果他托我带我当然会带。于是他说：“好，你承认带了，那么是什么东西？” 朱维衡说：“这么多年了，实在记不起来。我只是说如果他托我，我当然会带。”他换个方向问：“是个小箱子吗？” 朱维衡说：“根本不记得了，只是说假如他托我带，我会带。”他又问：“是不是像一本书那样？” 朱维衡说：“不知道”。他继续问：“是不是像一支钢笔？”，朱维衡说：“不知道”。过一会儿，另一个人上来，问朱维衡：“你知不知道吉林化工厂有过一次爆炸？”，朱维衡说不知道。朱维衡心想，莫非他们怀疑我从上海的樊爔培那里带了爆炸物给陈卫卿，陈卫卿爆炸了他自己的工厂？但再一想，如果樊爔培和陈卫卿真的是破坏分子，应该是高级人物，怎么会亲自动手做这种最低级的破坏工作呢？作为吉林化工厂的总工程师，陈卫卿难道会去炸掉自己的工厂吗？
这样的“提审”有好几次，有一次专案组说，为了查清他的问题，这么多人全国各地跑，已经花了几万元了。又有一次对他说，他不过是个小伙计，陈卫卿比他重要得多，樊爔培才是个头子，只要你老实坦白交代，就可以从宽处理。可是朱维衡根本没有不坦白的地方，还有什么能交待呢？
结果只能被关着，过一阵儿“审”一下。他们对他说，你的罪行够枪毙，能够坦白交待，可以从宽处理。
一天，又把朱维衡押出来审讯。朱维衡还是说他交待材料写过的那些。专案组烦了，一个人说“还是来点真格的吧！”
话音刚落，鞭子就抽在了朱维衡的屁股上。忍着疼痛，朱维衡待那人停下来时，回过头看去，打他的原来却是自己妻子经常送给他粮票、油票，家庭困难的中专生王德兴。他手中的鞭子，是用平时做实验时电机上换下来的三角皮带，缠上铜丝做的。这小子的脑筋都用到这儿了。朱维衡实在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他无法想通这究竟是怎么啦！平时“师傅、师傅”地叫着，工作也很积极，还听说在“要求进步”呢！现在怎么变了一个人，简直是个畜牲！
接下来是“坐飞机”。两个人强硬地把朱维衡弯下腰，将双臂向后高举起，用力。朱维衡一会儿就感觉到手臂像要断了一样，疼痛难忍，喘不过气来。
“说不说？”
“要说的我都说了。”
“不要耍滑头！老实交待！”
“……”朱维衡几乎要昏厥。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专案组的王德兴走进了隔离室。他轻声地对朱维衡说：“师傅，你……”。
“你不要叫我师傅！” 朱维衡愤怒地打断他的话。
“师傅，你还是识相一点，全部交待吧，何苦呢？你不说，别人也会说呀！”
“你想要我说什么？” 朱维衡轻蔑地看了他一眼。
“说什么？你把你的所有特务活动，全部交待出来。”王德兴把脸凑过来。
“放屁！”朱维衡大吼一声。
门外突然冲进两个人来。王德兴示意他们别动。
“好！我看你牛！”王德兴转过身对那两人说：“让他‘牛’吧！”说完扬长而去。
两人命令朱维衡站着别动。然后就坐下来抽烟喝茶，一句话不说。朱维衡心想，这又是什么招数？
刚站着还没事，可是几个小时后，就不一样了。到了吃饭时间，可以坐下吃。吃完饭，问一句：“承认不承认是‘特务’？”不承认，又继续站。晚上不许睡觉，仍然站着。那两人轮流换着睡，一人看着朱维衡站。朱维衡的双脚肿起来，鞋都穿不了。就这样直到第三天的凌晨四点，两个人看到朱维衡连续站立了四十四个小时，还是不肯承认，只好作罢。朱维衡躺了几天，可以站起来时，却发现左脚中趾已失去了知觉。

庐林

（29）跳楼
逼了一段时间，看到朱维衡什么也不说，“审问”的间隔也就长了些。可是朱维衡不知道在办公楼的另一个房间里，妻子孙华善也被隔离审查了。专案组的人认为从她那里兴许可以套出朱维衡的问题来。一开始就认定朱维衡的特务活动孙华善是全部知道的。
可是问来问去，孙华善只有一句话：“我知道他不是特务。”任他们怎么问，还是这句话，多一句也不说。
没过多久，办公楼里隔离的人越来越多，专案组就放这些人到大食堂去吃饭，但还是有看管人押着，吃完饭又回来关着。
这天中午，朱维衡脖子上挂着一块写着“老牌特务朱维衡”的大黑板，拎着饭盒被押去食堂吃饭，规定只许吃最便宜的菜，五分钱一份，主食只许吃窝窝头，不许吃馒头或米饭。一抬头看到妻子孙华善也被人押着吃饭。朱维衡心里一颤，但两人不敢说话，装作没看见，否则会被认为打暗号。朱维衡感到腿发软，挪不动步子。心想华善也被隔离审查，那小儿子道亮咋办？他一个人在家里，他才八岁啊！此时，朱维衡的心就像有一把刀子在挖一样难受。
一天，还没到中午，朱维衡紧紧地把着窗子向外看。许久，看管人走过来：“看什么看！想出来就早点交待！”
突然，朱维衡大声笑了起来。抽搐着，声音令人不寒而栗。看管人莫名其妙，嘟嚷着说：“这简直是疯了。”
朱维衡此时看见小儿子道亮穿着一件大棉袄，戴着一顶厚棉帽，腋下夹着一个饭盒，正从老远的家里向食堂方向走去。朱维衡笑了，心想，还好，他还活着，这就够了。
事后朱维衡才知道，妻子孙华善隔离审查达四个月之久。她仍一口咬定朱维衡不是特务。有一天，专案组的人看到实在问不出来东西就想进行体罚。没想到孙华善突然大声叫喊起来，被走廊上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听到，进去一了解，认为对孙华善隔离审查的理由不够，立即决定将孙华善释放回家。这四个月里，小儿子道亮一个人在家，大门不许锁，说是随时都会来抄家。宿舍楼的墙上，两尺见方的黑色大字写着“打倒老牌特务朱维衡”的标语。小孩子见到道亮就会欺侮他，骂他“狗特务崽子！”还常常威胁他，不拿东西给他们，说就要揍他。小道亮在家里能找到的只有一些罐头食物，那还是几年前困难时期配给的一些水果罐头之类的，家里人舍不得吃留下的。等到孙华善释放回家时，这些食品早已空空如也。小道亮每天就是靠着看管人从孙华善那里拿饭票交给他，自己到单位食堂去吃饭。
几个月以后。一天，看管人告诉朱维衡说大儿子朱道一回北京来探亲，你们父子相见，什么话都可以讲，没关系的。说完就安排到另一个房间里。这间房间的里面还有一个小房间，门是开着的。
父子相见，有多少话要说啊！朱维衡抓着儿子的手，儿子感觉到了父亲的手在颤抖，朱维衡似乎感觉到了儿子的手心在出汗。两人对视着，两颗心在问候。嘴里却在说：“爸，您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要实事求是。”
“儿子，我会的。我一定实事求是，一定老实交待。”
好一场“红灯记”探监一幕戏。
朱维衡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儿子朱道一探亲回青海不久，也被隔离审查了。起因是两封书信。都是朱道一写给家里的书信，在抄家时抄出来，认为有问题，然后报给了青海的单位。在一封信中，朱道一写道：“报告爸妈一个喜讯，在我当班的时候，我们队钻探出了某某宝贵金属，”他们认为这句话可以证明是“小特务向老特务汇报地质情报，”逼迫朱道一交待罪行，朱道一不服，就和他们辩论，他引用毛主席的经典语录，他们辩论不过就动手打人，一群人打得朱道一脑震荡。另外一封信问题更大了，是一封朱道一写给他姨母的信，信封右上角贴的邮票，是“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芭蕾舞演员们踮着脚尖，举枪向右瞄准的姿势，恰巧信封的左上角印有毛主席的木刻画像。他们就指控朱道一有意枪杀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现行反革命。朱道一不断写材料申诉，坚持抗争，直到两年后，地质队换了一位从北京调来的党委书记，自己也挨过整，知道运动中乱整人的实情，才将朱道一解放了。这是以后朱维衡才知道的。
一天下午，朱维衡正在隔离室写“交待”材料。突然听见一声巨响，接着楼下一阵骚动，原来是三楼的人跳楼自杀。不一会，两个看管人拿来大铁钉子，从外面将朱维衡这间窗子全部钉死，以防万一。第二天，又把朱维衡押到大门口的收发室关了起来。
过了几天，收发室又押进来了一个人，朱维衡一问，原来正是那天从三楼跳楼自杀的人。他告诉朱维衡说，他是附属工厂的学徒工，才十九岁。不过身体很好，那天跳下来，跌在软泥地上，只摔掉了两颗牙，腿部皮肤有些擦伤，其它部位并无大碍。朱维衡问他为什么要自杀，他说“坐飞机实在受不了，斗他的人说下午五点再不认罪，就对不起他了。他想反正活不了啦，不如自杀。那都是因为什么事呢？他告诉朱维衡，文革开始后，附属厂也停工了，没事干，学徒工们三三两两整天游游荡荡。这天有个同伴白天受了领导的批评，心里有气，晚上走到一幅“毛主席万岁”的大标语那里，用粉笔在上面打了几个叉，第二天被人发现了，成了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查来查去，没查到那个人，却把他抓了起来，斗他，他不承认，再斗，还是不承认，再猛斗，他受不了啦，只好承认。转头再一想，又推翻啦。这下就斗得更凶了，反复几次，他顶不住了就想到了自杀。朱维衡对他说，如果不是你干的，千万不能承认，再苦也要忍着，更不能自杀，你自杀了反而没办法搞清楚了，那不冤枉吗？小徒工点点头。
过了两个礼拜，将小徒工扭送公安局。临走，朱维衡对他说，这样倒好了，公安局一定能破案的。
又过了两个礼拜，这天，朱维衡正一个人在打扫厕所，突然小徒工走进来，看见朱维衡，举起手向他敬了个礼，表示感谢。他果然无罪释放了。他还告诉朱维衡，那个打叉的徒工被公安局查出来了，不过他承认错误，只是小孩子脾气，公安局说不算反革命，教育教育就没事了。
忽然小徒工左右看了看，小声说“你什么时候能出去？”
朱维衡摇了摇手里的扫把，说：“不知道。”